八年级下教参：诗词曲五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赤壁、过零丁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山坡羊潼关怀古

杜牧的咏史诗，是晚唐咏史诗的高峰。晚唐诗人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兴的锐气，怀着一种矛盾心理，感慨衰败不可避免的到来，感慨生不逢时，不得一展襟抱。怀古伤今，就成了此时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温庭筠、李商隐、杜牧都有大量怀古伤今之作。杜牧写这类诗，完全是一种大手笔的气概，深刻的哲理思索与形象的高度概括融为一体，令人叹为观止。

《赤壁》写于杜牧官黄州刺史（842—844年）时，反映的心理状态和含蓄而俊爽的风格与《过华清宫》一致，但在写法上却别具一格。

《赤壁》的开头便与众不同。《过华清宫》是由回望引起回想，杜牧还有很多咏史诗是一开头就高度概括，纵横驰骋。此诗的开头却只从一件不起眼的折戟写起。这一片与古代战争有联系的折戟，很自然地引起后文对历史的咏叹。但是，这两句的作用主要不在于作为诗的引导，它本身也蕴含着强烈的意念活动。沙里沉埋着铁戟，点出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折戟沉沙而仍未销蚀，又暗寓岁月流逝而物存人非之慨。凡是在历史上留下过踪迹的人物、事件，常会被无情的时光销蚀掉，也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就像这铁戟一样沉沦埋没，但又常因偶然的机会被人记起，或引起怀念，或勾起深思。正由于发现了这片折戟，使诗人心绪无法平静，因此他要磨洗并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前朝”──三国赤壁之战时的遗物。这一场决定了三国鼎立局面的重大战斗，英雄云集，何等壮伟。因此，“认前朝”又进一步勃发了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二句论史抒怀作了铺垫。全诗最精彩的，当然是久为人们传诵的末二句。这二句是议论。“认前朝”，本来可以写对这场战争的回顾，但是他省略了，所以不是缅怀，不是描述，也不是一般的历史评价，而是直接的对历史结局提出自己的评判。史学家们在论赤壁之战这场关系到三国鼎立局面的大事件时，基本的政治倾向常常是把同情放在吴、蜀一边。因为有这倾向，也便把这场战争的胜负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杜牧一反传统看法，认为若不是东风给周瑜以方便，胜者就可能是曹操，历史将要重写。从不被人怀疑的地方提出疑问，引起议论，反映出他敏锐的历史眼光和独到的史识。首先，他不以成败论英雄，对战争的一方──曹操提出了有异于史家的评价。其次，他认为历史上英雄的成功都有某种机遇。他在一个更高的层次观察、思考着历史，顿使诗歌平添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气概。史论有如此气魄，而其表述方式却那样风流潇洒。不直言战争之胜败，而说“铜雀春深锁二乔”。铜雀台为曹操晚年享乐处，蓄姬妾歌妓于其上。拈出铜雀，使人联想到曹操纵欲的这一面；铜雀而又言“春深”，又加一层风流温馨。用一“锁”字，重台密阁，更加重了藏娇之意。试想英雄如曹操者，于横扫天下胜利之后，拥江东二乔于铜雀台，弦歌艳舞，以享受缠绵之春色，当是何种得意气概。写设想中的东吴败亡，不言河山破碎，生民涂炭之类，而拈出“二乔”入魏以暗喻，同样把东吴领袖人物之风流儒雅的风神传递出来了。把硝烟弥漫的战争的胜负，把如此重大的历史大事件写得如此蕴藉，非杜牧不能。杜牧是风流才子，善写闺情恋意，他把这种表述方式用于庄重的史论，而且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便表现了杜牧特有的风韵情采。但是杜牧之写史论，除了为表现出非凡的史识，还曲折地反映出他的抑郁不平和豪爽胸襟。慨叹历史上英雄成名的机遇，是因为他自己生不逢时，有政治军事才能而不得一展。它似乎又还有一层意思：只要有机遇，相信自己总会有作为，显示出一种逼人的英气。

（选自《中华文学鉴赏宝库》，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三、《过零丁洋》赏析（张鸣）

祥兴元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兵败被俘。第二年元月，元军出珠江口，进攻南宋最后据点山（在今广东新会南海中），文天祥被押解同行，过零丁洋时写了这首诗，决心以死殉国。当时，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招降坚守山的南宋将领张世杰，文天祥严正拒绝，说：“我自救父母不得，乃教人背父母，可乎？”并出示此诗以明心志，张弘范见诗中辞意坚决，“但称：‘好人！好诗！’竟不能逼。”

诗的开头两句回顾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概括地说，是两件大事。一是受到皇帝的选拔，经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二是在元军入侵、宋室危亡之际，响应朝廷“勤王”号召，在德元年（1275）正月，以全部家产充军费，起兵抗元，在频繁不断的战斗中度过了四年。这四年中，他出生入死，为挽救危亡，竭尽全力，苦苦支撑，但局势却越来越危殆。此时，南宋大部江山已落入敌手，自己也兵败被俘。眼看大势已去，诗人不禁悲从中来。所以接下去两句就进一步抒写国破家亡的悲哀。国土遭到元军的蹂躏，山河破碎，设在山的南宋王朝在元军的攻逼之下也岌岌可危，覆亡在即，一如风中柳絮。这是从国势一面说。至于文天祥自己，也是一生坎坷，当初做官曾因忤权贵而屡被罢斥；起兵抗元之后，多次兵败，一次被扣，两次被俘，数次欲自杀尽节而不死。如今部下将士牺牲殆尽，亲人被元军俘获，自己孤零一人，身陷敌手，一如风雨吹打的浮萍，无所依托。这两句以比喻的方式写国势和身世，生动形象，而蕴藏其中的感情尤为深挚沉痛，极有艺术感染力。接下去，“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两句，是对前面“山河破碎”两句的补充，具体概括自己的抗元经历，表现忧愤之情。前一句是追记过去。诗人于德元年自赣州起兵，经惶恐滩北上，当时元军进逼临安，形势紧急。景炎二年（1277），诗人在江西战败，又经惶恐滩退往福建，这时国家局势已危在旦夕。因此，“说惶恐”，即表示自己当时对艰难时局的忧惧不安。后一句是慨叹眼前，说自己不幸战败，只身被俘，孤掌难鸣，飘浮在零丁洋中，深感孤苦零丁。这两句中，往日的体验与今日的体验交错在一起，回首当初的“惶恐”，还看今日的“零丁”，令诗人百感交集。而这一切又都是由于国家的危亡引起的，诗人忠贞报国，却眼看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心中的悲愤自然是难以名状的。从全诗的构思上看，前面这六句把悲愤艰危的气氛渲染到了极致，接下去两句则笔锋一转，情绪由悲愤转为激昂，由压抑转为高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古往今来，人难免一死，为拯救祖国而死，舍身取义，一片丹心将垂于史册，映照千古。这激情慷慨的两句诗，表明了诗人舍身取义的决心，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全诗也因有此两句收尾而成为一代名作，千古壮歌。

从艺术上说，此诗是大气势、大手笔。但在具体表现手段上同样是别具匠心。开头两句从概括回顾自己一生主要经历入手，是从纵的方面追述。三、四两句以比喻的方式具体形容当时的局势，从国事说到自身，是从横的方面着笔，重在气氛情调的渲染。接下去五、六两句则承接前两句进行具体的补充，“惶恐滩”和“零丁洋”两个地名，对仗工整，自然天成，而且以地形的险恶来暗示诗人处境的艰危，表现过去的惶恐和眼前的零丁，真是妙手偶得的佳句，没有亲身的体验和出众的才华，大概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看出，前面六句从纵横两方面构思，从自身到国事，又从国事到自身；从实到虚，由虚到实，反复渲染了忧愤悲苦的情调，到结尾两句，却转而逼出激情慷慨的绝唱，完全是至性精神的自然流露。前六句是铺垫，后两句才是主旨。前六句悲苦欲绝，后两句高亢振拔。这样的情调转换自然而然地收到了震撼人心、感天动地的效果。当然，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千古，光照天地，主要原因则不在于艺术技巧，而是在于诗中所表现的崇高气节、悲壮情调、血性精神。读文天祥诗，首先应该把握这一点。

（选自《新编中学古诗文鉴赏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有改动）

四、《水调歌头》赏析（夏承焘）

苏轼的《水调歌头》，是中秋词中最著名的一首，向来脍炙人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历代选苏轼词的也总选到这一首。

这词作于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中秋，苏轼41岁，时为密州（现在的山东诸城）太守。题说“兼怀子由”，当时苏轼与其弟子由已经七年不见了。

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而前人却多妄解，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两句，叹云：“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此说与事实不符。苏轼移汝州在黄州之后，不能说因这词而“量移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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