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下教参：蒲柳人家（节选）

再看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人高马大，膀阔腰圆，和一丈青大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他有个“好戴高帽儿，讲排场，摆阔气”的毛病，但他却是仗义轻财、爱打抱不平、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硬汉子，因此他不见容于地主，只得去口外赶马。口外的风云变幻，使他没有赶成马，却差点被当成共产党赔了性命。他个人命运的浮沉正是那多灾多难的时代的反映。而最出色的，是他为了干闺女望日莲和周檎的婚姻大事，和粗犷鲁莽的吉老秤一同去力斗花鞋杜四和豆叶黄的场面。在这里，几个人物性格真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

不同人物的神态，不同要求的心理，不同个性的语言，剑拔弩张的气氛，和为了夺回望日莲被控制的命运而形成的一场唇枪舌剑的斗争，犹如紧锣密鼓，环环相扣。作者仅仅通过这一个场面，竟把吉老秤的粗犷简单、义侠血性，何大学问的慷慨豁达、博大胸怀，杜四的贪婪狠心，奸滑无耻，全部淋漓尽至、以一当十地凸现无遗。按照托尔斯泰的说法：“艺术是以艺术家的感受感染广大群众的一种方法。”但要达到这种强大的感染力，不仅要有披肝沥胆的激情，而且还要有洞察人物性格特征、对人物心理情绪的戏剧性变化的精确把握。在这方面，作者不仅对几个主要人物，就是对柳罐斗、云遮月的勾勒也是轮廓分明、独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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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所选取的这段生活的时代背景是1936年。

作者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写到了党所领导的冀东抗日活动在农村中激起的反响，也生动地描写了周檎在党的领导下和几个乡亲秘密安排下计谋，依靠柳罐斗的水中绝技消灭了河防局的麻雷子，揭开了北运河农村抗日斗争的序幕，透露了人民中间正在聚集着、运行着的地火。但人们也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时正是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风云变幻，山河易色，一场为夺取民族生存权的大搏斗迫在眉睫，作品既然在一些章节里点染了当时的气氛，却为什么不作更正面的描写，更深入地揭示出时代风云在农民内心深处所激起的矛盾变化，从而力求作品对于历史面貌作出更深刻的、更有分量的概括呢？我想，这或许可以说是作品的一个弱点，但同时我设想，这也有作者自己的理由。一方面这是因为任何作者都有自己生活体验的局限和自己经验感受的局限，作者只能扬长避短，写自己最熟悉、最激动、感受最深切的生活，并且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施展自己的才能。就目前作品所已达到的成就来看，作者从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忠实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出发，对于当时的时代气氛、特定环境以及人物性格的描绘和开掘，都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另一方面，从作者构思来看，作者不仅致力于劳动人民相互之间的人情美的抒发，而且也努力于揭示出深深植根在劳动人民内心中的精神力量和精神美。这种精神美，不仅是我们这个绵延数千年的古老伟大民族迭遭侵凌而不屈的根基，也是我们在坎坷险阻的历史道路上，不折不挠、克敌制胜的源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面临深重的民族灾难的时刻，我们党正是依靠和组织千百万劳动人民，调动和激发起这种充满蓬勃生机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入侵的寇仇。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虽然没有能正面去描写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却从侧面真切地表达了这场民族斗争胜利的精神源泉。

《蒲柳人家》在刘绍棠同志的作品中是一部力作。在当前有些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不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却十分热衷于编造离奇的、矫饰的、不自然的情节，追逐那种决不能激起人们美好感情的陈腐的、庸俗的情调的时候，这部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人神清目爽。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角度，富于诗意的抒情笔法，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以及语言的性格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都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小说。我在欣喜之余，写下了这拉杂的感受，恐怕也远远未能传达出它真正的妙谛之所在。

（选自《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三、创作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赖瑞云）

一

关于刘绍棠作品民族风格的内涵，撰文立论者已经很多。方顺景首先提出了“传奇色彩”的分析。作家本人，后来也多次以“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来表明他所独特继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我认为，准确一点说，平凡中的传奇或说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才是刘绍棠独到的从古典小说中首先继承的优秀传统。

《蒲柳人家》临近高潮时，面临掉进火坑的紧迫危险的望日莲奔跑到河边，向她干爹何大学问和诸位长辈求救。望日莲“噗通”跪下，惨然决绝以“投河”相逼。这时作品写道：

何大学问哈哈笑道：“那是麻雷子的下场！”

“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吉老秤笑咪咪地说：“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

望日莲惊呆了，抬起头，满脸泪光，睁大眼睛望望吉老秤，望望何大学问，又望望柳罐斗。……

柳罐斗一直没有开口，朦胧的月光中，他站在船头，像一尊古代勇士的石像。

接着，这幅传奇画面展开了，作品的传奇情节达到了高潮。柳罐斗们果然在七天之内，巧计淹死麻雷子，智斗挫败杜老四，易如反掌使莲、檎顺利结合。侠肝义胆，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不禁使人想起“智取生辰纲”的掌故，想起我们民族中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这段传奇，是《蒲柳人家》中最接近某种重大政治斗争的了（除掉麻雷子也是为了捍卫正在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然而，情节的重心还是儿女之事。至于作品中大量的传奇笔墨：一丈青大娘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威震古北口，柳罐斗与云遮月的渡船幽会，吉老秤与牵牛儿的忘年交友谊，无不取景于日常生活、男女之情、家庭悲欢。堪称壮阔传奇画卷的《渔火》，本为抒写京东抗日活动，可其传奇色彩最浓、最动人的部分却是围绕春柳的婚姻命运，尤其是各路好汉“虎口救佳人”那场斗争而展开的。柳叶眉“劫掠”放鹰女人花三春，强迫她嫁与穷教书匠吴钩（《瓜棚柳巷》）；叶三车两度勇救落水女人，且与她们结下的苦恋奇情（《花街》）；陶红杏与叶雨夫妇，桑家父子的奇缘巧遇（《草莽》）；一切历史篇章的大量传奇莫不为此日常生活现象。

显然，刘绍棠的传奇，不是《三国》《水浒》主要取材于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英雄传奇；它走向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这平凡与传奇的结合使刘绍棠小说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而这，首先正是典型的古典传统的继承。

我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构成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英雄传奇（包括神魔小说），其代表作品就是《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第二类，即古代小说理论的所谓“寄意于时俗”一类作品，《金瓶梅》《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红楼梦》就是其成功之作。这类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但是日常生活，琐细平凡，市井下民，业迹不著，要写得引人入胜，须有较高的艺术手法；而在当时，难度是大的。《红楼梦》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空前绝后，恐怕离不开这个因素。于是有了第三类作品，传奇与人间日常生活的结合，诸如婚姻悲欢、善恶报应。它比之第一类，更接近生活；比之第二类，更易于得手。其高潮出现的《三言》《二拍》时代，小说家凌初以“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命题论述了这一重大划分。“五四”以后的文坛对这三类小说的继承却是耐人寻味的。“英雄传奇”，至今生命力强大，革命战争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作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寄意于时俗”类，则从鲁迅一代引进外国表现手法，创立“五四”民族新小说后，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局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开辟了。于是，写日常事件中的重大矛盾，写几乎无事的悲剧，成功者不绝。而第三类作品，命运迥然不同。在古典小说时代，由于向现实靠拢的需要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它们应运而繁盛，充斥于白话篇。然而，只见泛滥，不见改造，这类作品，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后走向了粗制滥造，乃至不堪入耳的末路。直至“五四”之后，继承这种表现体系的，多是失败之作。至于表面取材于日常琐事、生活浪花或者儿女之事的沈从文、孙犁小说，并不着意结合传奇去取胜，而更多是向《红楼梦》靠拢，以主题深度的含蓄征服人。而刘绍棠，才是这一“平凡中的传奇”的表现体系明显而成功的继承者。这一继承的直接效果，就是作品的通俗化、民间化。我们知道，《三言》《二拍》式作品，尽管明末后走向粗俗，但它以奇巧为中心的为人喜见乐闻，其“语语家常”的明白晓畅却使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性、通俗性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刘绍棠是认真研究过了这种情况，是特别注意从古典小说，包括民间说唱中吸取了这种营养的作家。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作家使这种平凡中的传奇，使这类婚姻悲欢、善恶报应的旧小说在几百年后重放异彩时，确实给人亲切、欢欣之感。有人很为刘绍棠部分作品被称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抱不平。其实，这不过是形式，重要的是寄托的内容和主题。刘绍棠并没有滥写艳情，就是和古典中这类作品的优秀篇目比，也高出一筹。当时的杜十娘、白素贞们主要是为了个人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而刘绍棠的男、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是为了他人，乃至大众的幸福。即使花碧莲，云遮月，花三春这样性格较为复杂的女性，不仅有为心爱的人勇于牺牲的义举，而且正跟上革命新生活的潮流，在冲刷着自身的污泥浊水。更不用说蛾眉，青凤，水芹，蓑嫂，柳叶眉，关青梅等等侠骨柔肠，深明大义的优秀女性和周檎，柳岸，叶三车，叫天子，俞文芊，蔡椿井等等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多难才子了。总之，正如人们评价的，它的主题是歌颂扶危济弱，多情重义，造福他人的美德。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刘绍棠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只能步明末后末路传奇的后尘。刘绍棠赋它以新的生命，使这一有着强大通俗力量的表现武器，古为今用。这不能不是他在民族传统继承上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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