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级下教参：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脚踏一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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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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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干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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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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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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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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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3394.95

106.50

3.14

1661.75

48.95

1626.70

47.91

（摘自《中国地理》，赵济、陈传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有关土地的故事

（1）北京中山公园的五色土（刘德谦）

在那古柏遒劲、繁花飘香的北京中山公园内，有一座被人们称做“五色土”的大土坛，它便是保留至今的明清时代的社稷坛。

社稷坛，就是祭祀社稷时所用之坛。社，是社神，是土地之神；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这种对社稷的祭祀，是出于古人对乡土国土的深厚感情。明永乐年间营建北京时所建的铺填五色土的社稷坛，应该叫“太社稷坛”或“太社坛”。据明代的史料说，太社坛在明代先后有3处：一在南京，一在中都（安徽凤阳），一在北京。如跟前二者比起来，北京的太社坛自然是最年轻的了。明太祖吴元年（洪武前一年，公元1367年）落成的南京社稷坛，原是东西对峙的两坛，社稷分开，两坛相去5丈。坛南皆植松树；坛上铺填五色土，土色随其方位—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黄，为了象征中央的统治，又以黄土覆于面上，洪武10年（1377），明太祖朱元璋认为社稷分为二坛祭祀不合经典，故让礼官奏议，于是太社坛才改在午门的右方，社稷共为一坛。永乐时北京社稷坛所遵照的，便是洪武十年改建后的制式。现存北京的这座太社坛仍是一座方形大平坛，坛分三阶，每阶高32厘米（约合明清营造尺一尺），用汉白玉砌成；坛上的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填着青、红、白、黑、黄五色的泥土。坛北是一座现叫做中山堂的木结构大殿，这便是明清时祭祀社稷的拜殿，其实整个公园园地原来都属于社稷坛。

（摘自“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网”）

（2）寸金桥

寸金桥，座落在湛江市赤坎区西侧。始建于1925年，原为遂溪麻章区绅民所建。桥名含中华国土寸土寸金，不容外敌侵占之意，以纪念1898年当地人民的抗法斗争。1959年重修，重修后的寸金桥为水泥铺面单孔石桥，长19米，宽12米，两侧各立栏柱18根，桥西头立碑一方，记抗法斗争事迹始末，1964年2月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来湛江，为桥题诗：“不甘俯首所瓜分，抗法人民组义军，黄略麻章皆创敌，寸金桥头自由云”。郭沫若也有“一寸河山一寸金”的诗句。1986年7月，市人民政府再修寸金桥，桥宽扩至22米、伸长24米，为水泥钢筋结构。桥两头分别竖碑一方，碑上分别记载董必武“寸金桥”手迹和郭沫若“一寸河山一寸金”诗句手迹，寸金桥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

（选自湛江旅游网“湛江八景”）

3．以土地为题材的文学创作

（1）愿化泥土（巴金）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像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1927年1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1979年4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像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像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悉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时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干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清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这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自己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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