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在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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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绀弩还有更大的遗憾——监狱不许向外写信。自己入狱一事，妻子周颖至今还蒙在鼓里。那时虎林监狱关着不少企图越境或越了境又被送回来的人。这种犯人大多暂关一时，很快就押回原籍，如果本人历史“清白”，大抵挨一通训便发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聂从越境者中看中一名年少的“志诚君子”，他明日即将被遣返。聂问他可能为自己带一封信？答曰“可”。聂又问他可能代垫一张八分邮票？犹答曰“可”。然而次日他怀揣聂写给妻子的信准备登上囚车之时，狱警例行公事般问了一句“有无夹带”，志诚君子显然志诚，响亮地报告说“绝无夹带，仅为老聂捎了一封平安家书！……”
　　聂挨了一顿狠克，仍不死心。恰巧那名汽车司机指日刑满，私下一说，满口答应。司机顺利地为聂带出家信，内容只比上封多了一句——要周颖“速寄50元以备零用”。然而周颖接到这封信时，“50元”却变成“5千元”，收款处是一个陌生的地址（司机可不陌生，那就是他久违的家）。周颖接信一时情急，四处告贷准备汇款。最后友人提醒了她，侦破由“五十元”改为“五千元”的秘密。周颖气得破口大骂：“一块儿在那个地方共事，还这么为人！世界上简直没好人了！”这几句直抒胸臆的话，后来经聂氏成了诗：“史汉多篇无赖传，乾坤几个有心人。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

“老了十年为探牢”

　　周颖决定北上寻夫，可看到机关给自己开出的介绍信，顿时傻了眼。上写：“今介绍右派分子周颖去东北虎林监狱探视其夫、犯人兼右派分子聂绀弩！”周颖急怒之中生出智慧，拿着这封信就去找张执一（当时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由于张的“干预”，介绍信重新写过——周颖姓名前的冠词换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周颖在除夕——聂绀弩的58岁生日之际，到达虎林。当即找到虎林农垦局长兼虎林县长的王景坤同志，向他诉明原委并求一见老聂。这位在战争时期当过团长的大老粗，在细心听完周颖的倾述后表示：如早些知道详情，早就该放人了。王还感叹地说，现在我们党内有很多同志，并不赞成把那么多人都打成右派……周颖被安排住进县委招待所，聂当晚也从监中提到招待所，与老伴共度除夕。春节后，法院派人去八五○农场调查聂的平时表现，带着很好的结论返回。很快开庭宣判——系属“责任事故”，判一年缓期。聂与周辞别虎林，搭上小火车一同西去。在中途的一个小站，聂独自下了车，由其他旅客帮助着，把有着两个挎袋的小行李扛上双肩，然后借着一根木杖的撑持，才艰难地挺直那堂·吉诃德般的身躯。他想再望望车厢中的妻子，但一声汽笛，小火车继续西驶。他默默地转过身，沿着其他旅客匆匆在茅草中踩出来的小路，缓缓走进灰沉沉的天边暮霭。就在他拄杖一步一顿、数步一歇的“节奏”里，聂心头又涌出一首题为“周婆来探后回京”的七律：“行李一肩强自挑，日光如水水如刀。请看天上九头鸟，化作田间三脚猫。此去定难窗再铁，何时重以鹊为桥？携将冰雪回京去，老了十年为探牢。”

“怀古情多事又非”

　　周颖返回北京，将此行的“成果”及感受都报告给张执一。张执一又转托另一位领导同志为聂妥为照顾。不久，聂便从农场中抽调到虎林，参加了《北大荒文艺》的编辑工作。这是本铅印的文艺刊物，作者和读者都以在北大荒工作的复员军人为主。在五六名编辑中，只有聂绀弩和丁聪两名右派。丁聪很少作画。画了也不署真名。绀弩除了看稿之外，还得做抄稿之类杂事。他虽然脱离了难以胜任的体力劳动，却陷入了难以忍受的窘迫——因为无论是连队还是牢狱的那种“自由”气氛，在编辑部中都“享受”不到。他不习惯与那三四位趾高气扬的编辑交谈，更懒得看那些气薄云天却干燥无味的稿件。
　　聂绀弩一年后忽然得到返回北京的通知。在车站上与同行的右派朋友相遇，大伙一致谢他——说是沾了聂的光，聂连忙细问，才知不久前张执一曾向周总理请示说：“北大荒有不少右派上了年纪，可不可以让他们回来？”总理问都有谁，张执一仿佛早有准备地回答：“比如聂绀弩——”总理闻言，仿佛不经心地表示：“聂绀弩？这人吊儿郎当的！让他们回来吧！”
　　“吊儿郎当”这一句贬词，把当日正时髦风行的政治罪名轻轻抽开——右派们沾了聂绀弩的光，聂绀弩又沾了谁的光呢？他心中明白，却嘴上不说。这答案尽管在右派之间早就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但人深沉些总没有坏处。聂绀弩力求这样做，但是他没能做得干净彻底，谁让他是诗人呢？归途中他又忍不住思绪联翩，终于做出这首足以概括那个历史阶段、并足以预见后来“文革”某些征兆的七言律诗：“东北北东得得归，归程何处未依依。犁锄既已交朋友，风雪何能损帽衣。击壤三年翁失马，沿途两耳招呼稀。贝加湖想邻青冢，怀古情多事又非。”
　　凭这一结句，聂便足以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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