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家和文体

　　作者：佚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职官制度的变化，贵族逐渐走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公卿、列士这些贵族，也开始以诗书的方式和瞽史等共同参与政治活动。可见，贵族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早在西周时期，朝廷就建立了学宫制度，贵族子弟开始学习“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地官》）其中的礼、乐、书、数等本属于巫史的职责。春秋时期，史职进一步萎缩，贵族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力量，贵族对文化修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国语?楚语上》楚大夫申叔时谈论教育太子的内容时说：“教之《春秋》，而为着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可见，这些原本属于巫史的职业文献，也已经成了士大夫的常规学习内容了。这些巫史文献在士大夫手里，也逐渐改变了它们的宗教性质，带有更多的人文理性色彩。如原先用于祭祀和各种仪式中的“诗”，到春秋时成了贵族士大夫一种外交应对的活动——“赋诗言志”。贵族士大夫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了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和创造者。在这种情况下，史官的载录也越来越理性化，主要以批判社会和“立言”的方式参与到新的理性文化建设之中来。

　　春秋时代是一个讲求礼仪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在不断的争霸战争中，周天子的地位摇摇欲坠，分封制度也随着趋于解体。原来的官制和文化制度也逐渐松懈，巫史的政治地位越来越低，一些贵族也从斗争的旋涡中跌落出来，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和官职，这些人只能靠传播学识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谋生。而位于贵族和庶人之间的士阶层却从松动的社会秩序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因此迫切需要掌握一定的学识。因此，在官学之外，私学开始发展、兴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孔子在鲁国传授六艺，“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士阶层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春秋战国之交，墨家聚合学生，组成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性、军事性集团。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疲于奔命，因而特别重视人才，“礼贤下士”之风大盛。当时最著名的养士活动是齐设稷下学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流风所及，一些有权势的大臣也以养士为荣。战国四大公子，养士皆达数千人。士的地位也空前提高，他们中很多人都有着拯救社会的热情，有着独立特行的人格，傲视王侯，以道抗势。一些有学识、有理想人往往招徒设学，切磋讨论，成一家之说。中国文化史进入了诸子时代。很多学派都有经典文献流传于世，如儒家之《孟子》，道家之《庄子》，墨家之《墨子》，纵横家之《战国策》，等等，都对中国文化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有一些士人聚集在有权势的贵族门下，共同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门人编《魏公子兵法》，吕不韦之门人编《吕氏春秋》等，他们不以独特的思想见长，却能广收博览，保留了很多的传说、文献、观点等，有着很高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一些传统经典文献，如《周易》、三礼、《左传》等，大约都在此时整理编定。一些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士人还通过奔走游说，或直接参与政治、外交活动，对社会发生着影响。策士在战国时代也十分活跃，他们凭着自己对当时政治、军事、外交形式的洞见，游说国君大臣趋利避害。在各种险恶诡秘的政治环境中，策士们发展了游说技巧，从而促进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并创造出极富文采的《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私人著述的发展，士人成了文化创造、传承的主角，这对文化的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来源：中国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