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的那边》教学参考：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为艺术而艺术之说，也有为人生而艺术之说。我相信，只要是真正为人生的艺术，就会在人间产生共鸣。我所说的为人生，不可能是表面的，或二十年代意义上的。以上我谈到凯尔泰斯，我所说的为人生，也完全可以是“凯尔泰斯式”的。对这位“灵魂的拷问者”来说，现代神话是这样开始的：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人类创造了奥斯维辛。而他把自己的一生，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写作，都放在思考和追问这个连上帝也无法回答的谜上。这一切，难道与我们无关吗？我不这样看。凯尔泰斯的“奥斯维辛”，照亮的正是我们自己长久以来所盲目经历的一切。他对“奥斯维辛”这个神话的挖掘，他那毫不妥协的、敏锐而又精确的笔触，唤起的正是我们自己对历史和人生的感受。他在对我们说话。他的“奥斯维辛”，就在我们自己的心底言说和呐喊。

　　我信任这样的艺术。这也正是我所认同的“为人生”的艺术。这里我再谈两位作家，卡夫卡与博尔赫斯。在卡夫卡那里总是有一种绝对的诚实，他的艺术探索，无论怎样难以理解，总是相应于一种更内在的生命的要求。但是博尔赫斯就不一样，尤其是那种泛滥成灾的对他的模仿，他们写着写着就成了一种智力的、玄学的游戏。这就是说，这种写作脱离了生命内在的要求和人生经验的血肉。它们怎能对人生讲话？“重要的不是艺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艺术界有人这样提出，那么，重要的是什么？最近我还看到一本世界当代摄影家访谈，许多极优秀的摄影家都声称他们不是什么“摄影家”，“既使不是摄影也不在乎”，而且要和那种泛滥成灾的“艺术”划清界限。在我们这里，有人有眼光和勇气这样来考虑问题吗？

　　一个朋友前不久对我谈到我们一起见过的一位来自海南的女性，说她回去后“一边流泪一边读你的东西”，“是吗？”我当时默然了。我知道有许多这样的读者。他们的存在对一个诗人构成了最深刻的激励。诗人与公众的交流是困难的，但又是简单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灵魂，问题是你的写作是否真正切入了人生的血肉，而不仅仅是在那里悬空打转。我听到过许多普通读者对诗歌的反应，我信任他们，甚于对许多所谓的文人。现在的诗人很多都犯有文人相轻的绝症，而且也很不自信，总是在诋毁别人抬高自己，因此你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种诗的公正？算了吧。这里我只谈对读者的信任。我信任读者，是因为他们不带偏见，而只是从内心里需要真正的诗歌。

　　同时，我也相信诗歌有能力和耐性创造它的读者。请注意这里的“耐性”，精神的劳作从来都是和“耐性”相联系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哲学家们互相打招呼的方式是——慢慢来”。不是迎合读者，而是创造自己的读者——这正是历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所做的事情。屈原的诗创造了它的读者，穆旦的诗创造了它的读者，现在那些备受指责的诗歌也将创造其读者，并且已经创造了它的读者。我相信真正的诗歌是可以穿越重重障碍而抵达人心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诗歌更能进入人心的？这就是我的信念。

　　在过去的十多年，在诗歌界一直有一种试图重新恢复诗歌“对文学讲话”（罗兰·巴特语）的能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姑且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写作”。这种写作当然不是一个流派或圈子，而是一种写作倾向和精神。它的真正的精神在于，怎样使自己的诗、写作和诗学探讨不仅对一个狭小的诗歌圈子讲话，而且对这个时代的那些独立的、有思想的人讲话；怎样以诗歌特有的方式切入到时代的话语场中，并成为其中富有想象力的一部分；怎样把诗歌带入到当下知识分子那种内在的困境和冲突之中，使它处在一种“自我追问的灵魂状况”，由此更深刻地突入时代和人生内在的矛盾和痛苦，等等。

　　在今天，虽然这种写作需要反省和修正，但我仍坚持它的基本精神。在艺术圈中有一句话“学会尊重大众”，我想我本来就是尊重大众的，只不过诗歌却无法对“大众”讲话，它只能对这个时代那些有思想、有更高的审美需求和生命关怀的人讲话。同时，我也不想成为那种狭隘意义上的“诗人中的诗人”，只满足于修辞的游戏和愉悦，因为正像奥顿所说“游戏的乐趣是暂时的，你得说出什么才行”。我这样要求自己，不是我有什么更“宏大”的追求，只是因为在我看来，诗歌的写作比这一切要更严肃，也更深入。海子曾在他的诗学绝笔《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中说“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于这种诗观。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烈火”不是那种表面上的熊熊大火，而很可能是一场“看不见的火”。一个诗人便终生穿行在这看不见的、但一直在烧灼着他的火中。在诗歌界不乏行家里手，但它缺乏的，很可能正是这种由诗歌的烈火锻造出来的灵魂。是的，不把灵魂的问题包括进来，我就很难在这里说出和思考文学的奥义。

　　也许，这就是一个诗人在一个贫乏的时代所要承担的一切。对我来说，诗歌写作不仅是写出几首好诗的问题，也不仅是对诗艺有所贡献的问题，还要承担起对人生、时代和文明的追问，还要承担起对灵魂的关怀。在我看来，如果说有“知识分子写作”这回事的话，它们的贡献之一就是把这种追问和关怀，把一种少见的思想性、精神性和洞察力带入了当代诗歌。它们拓展并提升了诗歌对时代的精神问题讲话的能力。它们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范围内为诗歌赢得了尊严。只不过这一进程在眼下处在了一种更艰难的情形。由于复杂的文化政治原因，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对这种写作的恶意中伤和诋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许多诗人从历史、思想、精神和道德的领域的后撤。在一些诗人的写作中，有一种很显著的“缩减”的策略。当然，把自己限制在专业的领域里是明智的，也应该修正那些大而不当的写作姿态，但这和一个诗人不断深化、壮大自己的精神视野和思想能力并不矛盾。可以说，我也认为保持一种艺术的限度意识十分重要，谁不想把自己的诗写得更纯粹一些？然而，这一切却不应该成为某种托辞。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我经常想起这样一句话：“运思的人愈少，写诗的人愈寂寞”。

　　回到我们的话题：我不想再问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我想问诗歌能否对这个时代“运思的人”讲话？能否坚持“思”与“诗”的结合，使写作成为人生和灵魂的更深切的言说？当然，我这样问，只能给我自己带来更多的困惑。

　　最后，我还想说今天这个题目“诗歌能否对公众讲话”，其实还有着一个副题——“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我相信即使是最个人化、最晦涩的诗人，在他们的写作中也都包含着一种交流和对话的渴望。李商隐的无题诗，如天书般令人费解，但它们其实都是以爱情相思的形式，表达对生命对话的渴望，现实的阻隔及本质上的不可能。有一位朋友看了我文章中的一句话“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后，她这样问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人间交流的徒劳和放弃吗？”我这样回答：不是一时的冲动使我写下这句话，它出自多年来我对诗人命运和人类生活无穷的差异性和荒谬性的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因为在这个短句间，在希望与绝望之间仍体现了某种张力。只是我愈来愈感到某种“徒劳”。这些年，也有一些对我们这些人的写作的评论，但说实话，我看到的众多评论并没有多少真正触及到这种写作的内在本质和核心部分。中心部分始终是黑暗的。公众所看到的诗人，很可能只是一个被简化的诗人，一个被部分使用的诗人，甚或是一个被泼上了一头污水的诗人。你可以说这是悲剧性的，只是我并不悲观，相反，它会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激励一个诗人。事实上对一个诗人来说，真正的灾难并不是不被理解，而是他太渴望理解。他只能怀着“一种绝望背景下的希望”来从事写作，难道可以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吗？不可能。

　　因此对我来说，在一个媒体社会，在一个热闹非凡的大众传播时代，我所认同的关于诗人的隐喻仍然是卡夫卡意义上的，那就是：一个秘密的不为人知的土地测量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