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我的老师朱光潜闲谈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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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潜老师84岁时曾说过：“我一直是写通俗文章和读者道家常谈心来的。”读过这位名教授百万言译著的人，无不感到他的文章，即便是阐述艰深费解的美学问题和哲学问题，也都是以极其晓畅通俗的笔调在和读者谈心。接触过他的人，也同样感到，在生活中，他十分喜爱和朋友、学生谈心。他的这种亲切随和的谈心，汩汩地流出了他露珠似的深邃的思想和为人为文的品格。可惜，他的这种闲谈，其中许多并未形诸文字，真是一种稍纵即逝的闲谈。

　　50年代末，我在燕园生活了四五年，还没有机会与先生说过一句话，别说交谈、谈心了。50年代中期，北大一度学术空气活跃，记得当时全校开过两门热闹一时的擂台课，一门是《红楼梦》，吴组缃先生和何其芳先生分别讲授；另一门是《美学》，由朱光潜先生和蔡仪先生分别讲授。那年我上大二，年轻好学，这些名教授的课，对我极有吸引力，堂堂不落。课间休息忙从这个教室转战到那个教室，连上厕所也来不及。朱先生是一位清瘦的弱老头，操着一口安徽桐城口音，说话缓慢，常瞪着一双大眼，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美学大师。朱先生最初留给我的就是这使人容易接受的略带某种神秘感的印象。当时美学界正在热烈论争美是什么？是主观？客观？……朱先生是论争的重要一方。他的观点有人不同意，甚至遭到批评。讲授同一课题的老师在讲课时，就时不时点名批评他。朱先生讲课态度从容，好像激烈的课堂内外的争论与他很远。他谈笑风生，只管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中国引经据典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讲得条理清晰，知识性强，每次听课的除本校的，还有外校和研究单位的人员，不下五六百人。下课以后，人群渐渐流散，只见他提着一个草包，里面总有那个小热水瓶和水杯，精神抖擞地沿着未名湖边水泥小径走去。几次我在路上等他，想向他请教听课时积存的一些疑问，可当时缺乏这种胆量。60年代初，他仍在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特为美学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教师和研究生讲授西方美学史。我们及时拿到了讲义，后来这些讲义也成为高校教材正式出版了。也许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二十位，房间也变小了，或许也因为我们这些学生年龄增大了，在朱先生的眼中我们算得上是大学生了，他讲课时常停下来，用眼神向我们发问。逼得我在每次听课前必须认真预习，听课时全神贯注，以防他的突然提问。后来渐渐熟了，他主动约我们去他家辅导，要我们将问题先写好，头两天送去，一般是下午3时约我们去他的寓所。那时他还住在燕东园，星散在花园里的一座座小洋楼似乎是一个个寂静筒，静谧得连一点声音也没有。我们悄声地上了二楼，只见朱先生已在伏案工作。桌面上摊开了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西文书，桌旁小书架上堆放了积木似的外文辞典。他听见我们的脚步声近了才放下笔，抬起头来看我们。他辅导的语调仍然是随和的，但我并没有太感到他的亲切，只顾低着头，迅速一字一字一句一句记。我们提多少问题，他答多少，有的答得详细，有的巧妙地绕开。他事先没有写成文字，连一页简单的提纲都没有。他说得有条不紊，记下来就是一段段干净的文字。每次走回校园，晚饭都快收摊了，一碗白菜汤，两个馒头，内心也感到充实。晚上就着微弱昏暗的灯光再细读他的谈话记录。他谈的问题，往往两三句，只点题，思索的柴扉就顿开了。

　　我曾以为永远听不到他的讲课了，听不到他的谈话了。10年内乱期间不断听到有关他受难的消息。其实，这二三十年他就是在长久的逆境中熬过来的，遭难对他来说是正常的待遇，他的许多译著，比如翻译黑格尔《美学》三卷四册，这一卓越贡献，国内其他学者难以替代的贡献，就是在他多次挨整、心绪不佳的情况下意志顽强地完成的。如果说，中国几亿人，在这场10年浩劫中，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我来说，一个难说很大但实在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我研究生期间记录杨晦老师、朱光潜老师辅导谈话的一册厚厚的笔记本被北大专案组作为“罪证”拿走丢失了。好在我的大脑活动正常，我常常在心里亲切地回想起朱先生当年所说的一切。

　　1980年，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使我和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这种接触比听他的课、听他的辅导、师生之间的交谈更为亲切、透彻。作为一位老师，他的说话语气再随和，在课堂上，在辅导时，总还带有某种严肃性。20年前我们在他的书房里听他两三小时的谈话，他连一杯茶水也不会想起喝，当然也不会想起问他的学生是否口渴。现在，当我在客厅沙发上刚坐下，他就会微笑着问我：“喝点酒消消疲劳吧中国白酒，外国白兰地、威士忌都有，一起喝点！”我们的谈话就常常这样开始，就这样进行，就这样结束。他喝了一辈子的酒，酒与他形影不离。他常开玩笑说：“酒是我一生最长久的伴侣，一天也离不开它。”我常觉得他写字时那颤抖的手是为酒的神魔所驱使。酒菜很简单，常是一碟水煮的五香花生米，他说：“你什么时候见我不提喝酒，也就快回老家了。”在他逝世前，有一段时间医生禁止他抽烟、喝酒。我问他想不想酒，他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摇摇头。去年冬天我见他又含上烟斗了，我问他想不想喝酒，他睁大眼睛说：“春天吧，不是和叶圣老早约好了吗？”

　　我记得我1980年再一次见到他，并不是在他的客厅里，朱师母说朱先生刚去校园散步了。我按照他惯走的路线在临湖轩那条竹丛摇曳的小路上追上了他。朱先生几十年来，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清晨和下午，一天两次，风雨无阻，先是散步，后来增加打太极拳。我叫他：“朱老师！”他从遥远的想象中回转头来，定了定神，突然高兴地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夕阳将周围涂上了一片金黄。我告诉他昨天就想来。他说：“安徽人民出版社要我出一本书，家乡出版社不好推却，但我现在手头上正在翻译《新科学》，一时又写不出什么，只好炒冷饭，答应编一本有关文学和美学欣赏的短文章选本，这类文章我写过不少，有些收过集子，有些还散见在报刊上。也许这本书，青年人会爱读的。前几天出版社来人谈妥此事，我想请你帮忙，替我编选一下。”我说：“您别分神，这事我能干，就怕做不好。”他说：“相信你能做好，有些具体想法再和你细谈。走，回家去。”在路上，他仔细问我的生活起居，当听说我晚上常失眠，吃安眠药，他批评说，文人的生活一定要有规律，早睡早起，千万别养成开夜车的习惯。下半夜写作很伤神他说写作主要是能做到每天坚持，哪怕一天写一千字，几百字，一年下来几十万字，就很可观了，一辈子至少留下几百万字，也就对得起历史了。他说起北大好几位教授不注意身体，50岁一过就写不了东西，开不了课。这很可惜。他说，写作最怕养成一种惰性，有些人开笔展露了才华，后来懒了，笔头疏了，眼高手低，越来越写不出。脑子这东西越用越活，笔头也是越写越灵，这是他几十年的一点体会。50年前他写谈美12封信，很顺手，一气呵成，自己也满意。最近写《谈美书简》，问题思考得可能要成熟些，但文章的气势远不如以前了。这二三十年他很少写这种轻松活泼的文章。他开玩笑地说，写轻松活泼的文章，作者自己的心情也要轻松愉快呵在希腊、在罗马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和学术空气自由，所以才涌现出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文体也锋利，自如活泼。他的这番谈话使我想起，1978年《文艺报》复刊时，我曾写信给朱先生，请他对复刊后的《文艺报》提点希望，他在二三百字的复信中，主要谈了评论、理论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以理服人，平等讨论，不要轻率做结论。他说：“学术繁荣必须要有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局面。”

　　我谛听朱先生的多次谈话，强烈地感到他的真知灼见是在极其坦率的形式下流露出来的。他把他写的一份《自传》的原稿给我看。这是一本作家小传的编者请他写的。我一边看，他顺手点起了烟斗。他备了好几个烟斗，楼上书房，楼下客厅里随处放着，他想抽烟就能顺手摸到。朱先生平日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而多备烟斗这个细节，却反映了他洒脱马虎之中也有精细之处。他想抽烟，就能摸到烟斗，比他随身带烟斗，或上下楼去取烟斗要节省时间。

　　我看完《自传》没有说话，他先说了：“这篇如你觉得可以就收进《艺文杂谈》里，让读者了解我。”这是一篇真实的自传，我觉得原稿中有些自我批评的谦辞过了，便建议有几处要加以删改。他想了一会，勉强同意，“不过，”他说，“我这人一生值得批判的地方太多，学术上的观点也常引起争论和批评，有些批评确实给了我帮助。一个人的缺点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说，生前别人客气，死后还是要被人说的。自传就要如实地写。”时下人们写回忆录，写悼念文章，写自传成风，我阅读到的溢美的多，像朱先生这样恳切地暴露自己弱点的实在鲜见。我钦佩他正直的为人，难怪冰心听到他逝世消息时脱口说出他是位真正的学者。最近作家出版社约我编《十年1976～1986散文选》，我特意选了朱先生这篇《自传》。读着他这篇优美的散文，我看到了，也愿意更多的朋友看到他瘦小身躯里鼓荡着的宽阔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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