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传奇家世

到达虎坊桥已下午4点多钟，离约定采访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只好在街道的墙报前打发一会儿。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穿过逼仄的胡同，在一个不大的院落等待。不大工夫，汪朝赶到，她打开门邀我进屋。借着灯光，我看到屋里的桌凳和沙发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汪朝告诉我，这就是她父亲汪曾祺生前的住所，现在一直空着。除了一张宽大的桌子和一对沙发外，几乎全是书的空间，这些琳琅满目的书籍，在一些说不出名字的古董的映衬下，显现了主人生活的章法和品性。

就在汪朝递过咖啡的时候，汪朝的哥哥汪朗匆匆赶到，在这个被书占去大半空间的房间里，他们共同向我讲述了他们的父亲汪曾祺传奇的家世和充满乐趣的故事……

高邮乡医

汪朗说：“我们对家族知之甚少，我们从未见过祖父。父亲19岁离乡，40年后才回高邮看望过几次。我所知道的一些东西，也只是后来从父亲的文章中看到的，而父亲生前与孩子们是从不谈家世的。”

汪家原是徽州人，从汪朝这代算起10代前迁居高邮，祖父的上几代都不过举人，曾祖父亲清末的拔贡，因那时废科举改学堂了，他没有考取更高的功名，而拔贡是做不了官的。功名道断，他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曾祖父手里算来大概有两千多亩地。也许，地主的名声由此而来，这也是汪曾祺“文革”前受到冲击的重要因素。

曾祖父不仅有地产而且是个有名的眼科医生，在高邮城里有两家药店，一家万全堂在北市口，一家保全堂在东大街。中年以后，家道渐丰，但曾祖父生活俭朴，除了喜好一点好茶以外，饮食很简单。他总是一个人吃，爱吃鳝鱼汤下面条。下好后，鳝鱼捞出来便是酒菜。每顿饭总要喝一茶盅酒，没有鳝鱼，就用咸鸭蛋下酒。一个咸鸭蛋吃两顿。饭桌上也从未见过第二道菜。

曾祖父本来就有浪漫气质，只是因为没有环境，使他不能得到发展。有一次，他喝完酒，向年幼的父亲说起年轻时的一段风流韵事，说得老泪纵横。后来，父亲为了弄个明白向祖父讨问，祖父回答有那么回事，是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也许这事憋得太久，老人才不得已向孙子倾诉。后来，父亲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曾感叹道：“老人家不知为什么要跟他的孙子说起他的艳遇，大概他的尘封的感情也需要宣泄吧。”

传奇祖父

父亲3岁就失去母亲，祖父一直相伴直到他19岁离乡去昆明考学。祖父继承了汪家祖传，以医眼为职业。善用田螺秘方治眼，现在乡下，还有人赞赏他的医术。祖父生相温文儒雅，但谁也不会想到他年轻时是运动员。那时，他既在足球校队踢后卫，又是撑杆跳选手，曾在江苏全省运动会上拿过第一名。他还练过拳，练过刀、枪。据说，在父亲初中毕业那年，祖父陪他到外地投考高中时，在小轮船上，一个初来的侦缉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钱财。祖父上前一掌，把他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

祖父在家是很喜欢父亲的，祖母死后，父亲就跟祖父睡了，那时父亲半夜醒来就哭。他到江阴去投考南菁中学那年，是祖父带去的。住在一个市庄的栈房里，臭虫很多。祖父就点了一支蜡烛，见了臭虫，就用蜡烛油滴在它身上。第二天醒来，席子上有很多蜡烛点子，父亲这才发现祖父一夜没有睡。这件事让父亲记了一辈子。

大学除名

父亲19岁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4年的大学生活，到头来因英语没过关、体育课不及格而被迫留校再修一年。据说，英语是大二过关考试时，父亲睡觉起晚给延误了，体育课是他压根就不想上。两年的体育课要在一年上完，英文底子又那么薄弱谈何容易。父亲在联大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好，尤其系主任朱自清对他印象极不好，因为父亲常常不上课，更不喜欢做笔记，而朱自清是个喜欢学生做笔记的老师。但父亲的读书报告写得很漂亮，沈从文非常赏识。

抗战结束后，父亲在补修毕业前，因不服从学校分配到美国顾问团当翻译，被学校开除学籍。“父亲不服从学校分配主要原因认为自己英文不好，并且他非常不喜欢翻译这种工作，他一心想写作。”汪朝解释说。

爱情灯光

被学校开除后，父亲从此就失业了。沈从文想方设法帮他找工作，都未能如愿，后来他在昆明郊区一所乡村中学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在这所中学，他遇上了比他早到这个学校的大学外文系女同学施松卿，也就是我们的母亲。他们原本在学校就认识，只不过那时外文系瞧不起中文系学生，他们嫌中文系学生长袍马褂土气。但最让母亲终生难忘的是，母亲每天晚上摸着黑路回宿舍途中，父亲屋里总有一片灯光支撑她的胆子，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当时是非常感动的，她还肯定那片灯光是父亲特地为她留的。而父亲后来说，他只不过习惯熬夜写文章，灯光是自然点到那时，并非为她留的。听到这，我们都笑了起来。

离开那所学校后，他们结伴到香港，在香港分手后，母亲回福州一所教会学校教书，父亲到了上海，在上海尽管也得到沈从文的帮助，但仍很长时间未找到工作，后来还是在郊区一所私立中学当了老师。

父亲去世后，上海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特地给我们写信说他是父亲的学生，这些年，他之所以还记得父亲，是因为父亲当时的课教得很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是题外话了。

大概是1948年，母亲从福州应同学邀请到北大当助教，这时母亲写信给父亲问他过不过来，父亲接信后立即赶到北平，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直到1958年父亲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外地，还给母亲留了一封信，让她等他回来。除了这场政治风波外，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1997年父亲病故，1998年母亲离世，这一先一后相隔不过一年，似乎相依为伴的冥冥天意。

家庭地位

父亲的性格是出了名的温和。在家里父亲从未对我们高声说过话，相反，我们倒显得无法无天。他在家庭的地位很低，因母亲不会做饭，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烧饭，一日三餐都是他做好，我们吃现成的。那时，我们丝毫没有把他当大作家看，还时常半真半假攻击他，每当他说起自己老家的事，我们就开玩笑讽刺他地主老爷子，他也就不说了，这也许是他很少和我们谈家世的原因吧。

在家里，不仅我们攻击他，连孙辈们都说他，孙女上小学时，老师要他们多记些形容词，这样作文写得会漂亮。她感到天天守着一个大作家，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谁知翻开爷爷的书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形容词，于是孙女批评爷爷说：“你的文章没有形容词，给我们老师评最多是二类文。”父亲听了高兴地说：“说得好，我的文章没有形容词。”父亲往往写好文章后总是让我们先看，我们就用非文学的眼光给他提意见，他很在乎我们的意见，只要我们提了他马上就改，然而对于语言，我们从不敢提。

父亲在文学上是绝对傲气的，他从未教过我们什么，在文学上也许他把我们看扁了。汪朗记得他惟一教过自己一次的是，升中学时，由于他的作文很差，在母亲强大的压力下，父亲给他做了一次辅导，也就是这一次辅导，使他的作文得了高分，被录取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以后再也没有过这种事了。后来，汪朗到报社工作，把发表的文章拿给父亲看，他大都是不表态，“我知道，他不表态就是不满意。尤其别人让他看文章，他从不轻易评价，要让他说个好字简直太难了。”汪朗说。

嗜酒如命

父亲嗜酒如命。他曾在文章里记述了年轻时醉卧街头的经历。母亲总希望父亲戒酒，可吵吵闹闹到老也没有戒掉。那时，家里戒酒运动一掀起，我们就限制他一天只能喝一顿，但他喝一顿不过瘾，就一个人偷偷到外面上馆子喝。有时在家里偷偷溜到厨房拿起瓶子倒上一盅就仰脖一饮而尽。本来厨房只有一个酒瓶和一个酒盅，没过多少日子，瓶子多了起来，母亲是不知道的，但我们发现了就背下里指指他：“又喝酒了。”他是一笑了之，我们从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他平常喝的酒不会超过五六元一瓶，有人来看他，知道他喝酒，总是带点好酒来，但他舍不得喝，只有在全家聚会的时候才拿出来。他的工资和稿费每次拿到后，就冲着母亲说：“交柜、交柜。”每个月只留下一点酒钱，他存的钱不过几百元压在床下，以备不时之需。

文不卖钱

对于稿费，他从不谈价，出版社愿意给多少就拿多少，从无怨言。但也绝不肯随意为稿酬低头。记得1993年，一个房地产商在八大处开发了一块地，为了宣传，让他写个关于帝王与八大处的文字材料，只要5000字，开价是3万，却被老爷子一口拒绝。广告公司来约稿的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女孩子死活认上他，要我们出面做工作，起初他也是不肯，他认为这种商业方式玷污了文学。后来写出来，还真是没的说。

汪曾祺小档案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生，1997年去世。青少年时就读于江阴南菁中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任北京剧协理事、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顾问等，在海内外以不同文字出版过作品集20余部，代表作品有：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