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的形象” －－论穆旦诗歌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

“有谁敢叫出不同的声音？/不甘于恐惧，他终要被放逐了”。（《鼠穴》）穆旦的文化先知意义不仅在于他对如“鼠穴”一样逼狭、黑暗的现代化求索困境的清醒认知，更在于他对这种困境与危机深刻体认后甘愿“被放逐”的受难精神。与一些坚决也是简单否弃了“画梦”、“预言”，在某种道德理念指导下“改造自己，改造艺术”（何其芳语），走向“解放”的中国普罗米修斯们相比，穆旦坚守知识分子本位的现代选择，如同把自己捆锁于电闪雷鸣的高加索悬崖上，在思想痛苦的灼烧中充满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

其次，穆旦在诗中表现出一种深刻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这本来也是“五四”时期的一种主导精神，李长之把“五四”运动称作中国的启蒙运动，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从自我真切的体验出发，穆旦摆脱了“观念的丛林缠绕”，发现了许多精神偶像、思想信仰与价值观念的盲目性与虚妄性。他看到“愚昧不断地在迫害里伸展”，“庄严的神殿/原不过是一种猜想”，“自由”的观念坚握在“谋害者”手里，“真理”不过是“句句紊乱”，“理想”同样是“一个奴隶制度”的附带”。因而他宣布：“什么也不信仰”。穆旦打破一切偶像与规范的叛逆性虽然让我们感到理性沉潜的痛苦，而非“五四”狂飙突进精神的激越，但其精神内核仍让人感到与“五四”精神息息相通。这正如鲁迅所质疑的：“谁敢保证，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呢？”29梁秉钧也指出，穆旦的“无信仰”“并非虚无，也并非犬儒，他只是寻找一个可以感觉到的信念罢了。”30用穆旦本人在《甘地》中的一句诗来说，即“是无信仰的信仰”。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发现了一种鲁迅式的“反抗绝望”的勇气与地火般运行的冷静而坚韧的人格精神与思想力量。

在以理性为主导的怀疑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观照下，穆旦发现了人们所习居的文化秩序的奴役性、非现代性的传统根源。穆旦从不以文化英雄的身份来号召什么、传谕什么，他的叛逆与反抗全部来自现代知识分子自我的一种生存体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穆旦祛除了那个时代“反传统”的空洞性、口号性、抽象性，从大众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中真实地触摸、认知到传统文化阴负性的一面。“他追求而跌进黑暗，/四壁是传统，是有力的/白天，扶持一切它胜利的习惯”，“新生的希望被压制，被扭转，/等粉碎了他才能安全。”（《裂纹》）穆旦以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觉不仅发现了现实世界的“裂纹”，更看到了依然包围着现代人的“传统”、“习惯”这些“无形的墙”。这是文化先觉者们行走于传统铁壁与“无物之阵”的痛苦，也是对文化现代化困境的清醒认知。在这种反现代性的压抑中，穆旦敏锐的自觉终于发出了“控诉”：“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平衡，毒戕着我们每一个冲动。”（《控诉》）雅斯贝尔斯曾指出：在中国传统的文明里，“世界的运行没有恐怖、拒绝或辩护没有控诉，只有哀叹。人们不会因为绝望而精神分裂；他们安祥宁静地忍受折磨，甚至对死亡也毫无恐惧；没有无望的郁结，没有阴郁的受挫感，一切基本上是明朗的、美好的和真实的。”31穆旦的“控诉”正是对传统文化平庸中和里所埋伏的奴役性、毒害性、僵死性的自觉抵抗；而同时，这种“控诉”的言说方式本身也成为现代性冲动的一种自觉伸扬。

穆旦反传统的现代文化冲动并非对本土文化的全部弃绝。他反对传统文化对现代性变革阻碍性、压抑性的一面，同时又秉承了本土文化传统中美好良性的一面。里尔克曾这样哀叹可怜的青春：“没有经历过苦难，爱又没有学会。”穆旦的青春时代是在和民族的苦难中一起度过的。作为一个文化先觉者，他经历了文化先觉的苦难；作为“人民的一员”，他又真切感受到民族的苦难与忧患。在这种苦难的同情中，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本民族与文化深切的爱与宗教般的“赞美”。在静夜的灯下，他“听见在周身起伏的/那痛苦的，人世的喧声”（《童年》）；在苦难的大地上，他看到农夫“粗糙的身驱移动在田野中”，“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在对土地、人民的赞美中，穆旦复杂、强烈、痛苦的感情化成一种少见的单纯、净朗与圣洁：“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车，/……/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赞美》）“我”与“人民”、苦难与“拥抱”、美丽与忧患、上升与降落……在穆旦充满土地气息与现代气息、充满生与灵挣扎的带血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与传统、光明与黑暗间所背负历史的种种沉重复杂。穆旦曾这样深情地评价艾青，“我们可以窥见那是怎样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怎样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而维系着诗人的向上的力量。”32这种评论无疑投射着穆旦自身的情感与人生体验。唐湜曾把朱自清称为“人类受难里最为深重的知识受难的代表”，指出了现代知识分子负荷着民族苦难又坚守知识分子立场的双重受难形象。这种同气相求的指认与评价是包含着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境遇与精神境遇的深刻体验的，作为“九叶”诗派中“走得最远”的一位，穆旦“受难的形象”更充满了一种悲怆的历史蕴味与文化象征。

① 吴宓：《雨僧日记》，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67页。

② 唐湜：《论<中国新诗>》，《华美晚报》1948年9月13日。

③ 袁可嘉：《诗的新方向》，《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第17期。

④ 王佐良：《一个中国的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第2期。

⑤ 胡风《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364页。

⑥ 朱自清：《新诗杂话》，转引自王圣思选编《“九叶诗人”评论资料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⑦ 公刘：《九叶集的启示》，《花溪》1984年第68期。

⑧ 王佐良：《一个中国新诗人》，《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2期。

⑨ 唐湜:《穆旦论》（中），《中国新诗》1948年第4辑。

⑩ 唐祈：《现代杰出的诗人穆旦纪念诗人逝世十周年》，《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58页。

11 转引自解志熙：《生的执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41_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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