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的形象” －－论穆旦诗歌的人格价值与文化意义

一

吴宓曾在1927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①陈寅恪道出了文化震荡时期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类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精神磨难与痛苦。显然，在与这一类知识分子惺惺相惜时，他没有注意到这一时期分化出来的另一类知识分子文化激进主义者灵魂深处同样深重的苦痛与煎熬。如果说，前一类知识分子所负载的是一种文化溃败、塌陷与断裂的痛苦；那么，后一类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则是一种文化叛逆、重建与超前的痛苦。前者扮演了旧文化殉道者的角色，后者则认同于文化“先觉者”的定位。对出现于40年代后期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来说，他们的悲剧是一种文化超前的悲剧；而对引领、推动这一现代诗歌运动的知识分子九叶诗群来说，他们的痛苦正是“一个先觉者不能不有的痛苦”②。穆旦，作为袁可嘉所预言的“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③，最具有异质性、叛逆性、现代性，也是“最痛苦”的“一个人”。④穆旦诗中所凝淀、蕴结、纠合、缠绕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让我们感觉不到虚浮与矫饰、柔弱与感伤，而是一种真诚的撕裂与拷问、坚韧的挣扎与追索。这种诗的品格所升华、呈现出来的，正是一个在“形而上的焦虑的追索”（赫伯特·里德语）与形而下的现实苦难间游走、奔突的“受难的形象”。

从穆旦青年时期的照像看，他身材瘦长，脸上总挂有一丝沉思的忧郁。这副文弱、多思的样子让我们立刻联想到奥地利的现代主义大师卡夫卡，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位文弱书生在当时竟是一位军衔为中校的“武将军”。与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那种从自由知识分子转变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人生路线相比，穆旦的人生选择正好是逆反的。这种人生道路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界四种互为交叉、又彼此歧异的分化与选择。这是文化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思潮的激烈碰撞所造成的。穆旦与王国维们相比，他们的相通处在于自觉疏离政治的自由主义倾向，也即对学者型人格的皈依与坚守，而分歧处在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与胡风、丁玲这些左翼知识分子相比，现代性共同追求与民族主义情绪的郁结使他们同样奉行激进主义，但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使他们的选择颇有差异。丁玲等人倾向于政治激进主义后，虽然作为知识分子仍始终不忘文化、文艺问题本身，但其着眼点与最终的希望都寄托于一种政治理念与社会革命上。或者说，他们是一种政治本位立场。穆旦则倾向于文化激进主义。作为爱国知识分子，他也曾投笔从戎，不忘时代艰危与民族的苦难。但他所倾心与努力的是现代诗学与文艺、文化的建设，这是一种文学、文化本位的选择。如上所论，前者要求“第一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⑤，表现为一种战士型人格；后者如朱自清所云，虽然相信“建国必成”，但迫切需要促进的则是“中国现代化的诗”与“中国诗的现代化”⑥，呈现为一种学者型的人格。应该说，文艺（文化）现代化建设是现代知识分子所持守的志业，但在近代以来迫急的救亡语境中，知识分子政治激情的越位与“文化--政治”的逆转思维却更具有致用性、时效性。这样，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反思，精神与文化本位建设的根基性、长远性意义往往被“现时”所遮蔽、疏落，甚至被“进步”的知识分子所误读。直到80年代，还有反对“朦胧”诗的知识分子这样评说《九叶集》的“启示”：“我不怎么喜欢穆旦的诗。他的诗太冷。”“过多的内省，过多的理性，消耗了他的诗思。”⑦在现代化改革开始全面展开，在一个最需要理性反思的时代，仍然对理性有种“太冷”的不适应感觉，这恰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不是理性的“过多”，而是理性的匮乏与缺失。在40年代后期，穆旦作为一个“受难的形象”，意义正体现在这里。

正像他的朋友王佐良所说：“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⑧一方面，穆旦以自我不断撕裂、不断质疑的受难者的写作方式，在诗的精炼狱里穿行；另一方面，受难的内在精神使他的诗穿透了现实表象的遮敝与现存文化的拘役，而突入生存本质、关注生命本体，从而获得了一种清醒而深刻的思想力量，一种虔诚的“先知的风度与一个深沉的思想家的能力”⑨。对战争的亲历使他直接体验了苦难并超越了苦难，反过来苦难又给了他思想的权利与精神升华的力量。对经历过“战乱，灾难，未知的疑虑，险恶的社会环境”⑩的青年人来说，言说“苦难”的早熟与坦然是一种残酷的真实。这种残酷的体验在当时只有23岁的穆旦那里达到了极端饥饿、灾难、病痛、死亡……王佐良回忆说：穆旦所在的抗日远征军在1942年缅甸撤退时，“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豪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人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阿萨密的森林的阴暗和寂静一天比─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这种极端的体验正像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边缘状态”，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创伤情境”。存在主义认为，在这种向死而生的状态中，人往往能洞见常态世界所遮掩、所闪避的非常态的真实，发现现存文化伪饰、虚无、阴暗等可疑性的一面，更深切地体认到自我生存的困境与难题。“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五月》）这种“二次诞生”正预示着诗人现代性的觉醒与新我的的诞生。果然，这个23岁的青年从死亡的边缘走回以后，“从此变了一个人”。

生长于穆旦灵魂深处的那种中国知识分子罕见的现代理性、怀疑、反叛精神，当然也与他在西南联大所受的诗教有关。但艾略特等人渺远抽象的影响与启发，只有在穆旦所亲历的生存困境中才得到具体的落实和内在的回应。战乱、灾难、死亡，使穆旦切实感知到大地黑暗的颤栗、人性异变的荒蛮。正是从这种内在的精神困境出发，穆旦窥破了现存文化的种种虚伪与神话，沉潜至更为深刻、内在思想“探险”与精神求索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完成了一种痛苦、艰难的转换：从“抽象的思想家”走向了“存在的思想家”（凯尔克郭尔语），从一个热情、单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走向了一个被苦难的血水所激醒的现代主义者。

二

"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之中。”（《三十诞辰有感》）穆旦现代理性的觉醒首先从“抉心自食”（鲁迅语）般的自我反省、拷问，把自己投入“毁灭的火焰之中”不断煎煮开始的。这种受难者的自审意识使他“重新发现自己”，在个体主体性的觉醒中获得一种正视自我、直面生存的勇气，一种可贵的怀疑、反思精神。“现代主义剥夺了人们的信仰和理想追求体系，而向他们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拯救方式，即依靠自我，对于自我和为了自我的拯救。”11托玛斯·曼指出了现代主义中的自我觉醒与拯救精神。但穆旦的信仰与理想追求体系却不是被动的“剥夺”，而是个体主体性觉醒自觉的打破与摒绝。

穆旦诗歌的现代性与颠覆性最鲜明的表征是理性叙事个体“我”的诞生与出现。“五四”文学文体完成了由传统理性群体向现代感性个体抒情的转变，顺应了个性解放时代的要求。而此后，普罗文学与抗战文学因为革命与救亡的需要走向了民间、大众，个体抒情汇入了时代与群众的洪流中，出现了以“我们”为惟一主语的群体抒情。抗战结束后，随着救亡语境的淡化，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群体救亡的热情中返归个体启蒙的现代文化立场。但与“五四”时期感性抒情不同的是，战争的“创伤情境”蒸腾出一种理性反思的力量，因而又出现了抒情群体向理性个体的转型。这种理性个体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五四”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成熟。然而，在40年代，穆旦的这种理性却是一种痛苦的早熟。穆旦诗中的“我”在忽然发现了“地狱”、“荒原”、“残缺”、“谎”后，也陷入了“不断分裂”的“矛盾张力”中。“流不尽的血磨亮了我的眼睛”，但“我”却始终找不到“我的一些可怜的化身”。“我”在不断的交错、撕裂中幻化为“你”、“他”、“我们”，却永远“难以完成他自己”。在《我》这首诗里，诗人自我在撕裂与寻找中充满着失去整体和谐后的绝望与焦虑：“以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计救援，/永远是自我，锁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自己/……”“我”流放于荒野的形象，正像那个认识了自己身份后在痛苦绝望中自我放逐的俄狄浦斯王。这是现代人认知自我的一个复杂的悲剧原型，一个痛苦的文化隐喻。杜夫海纳在谈到那些具有理性反思精神的创造者时这样说：“他使自己背离表象的安全性而回到此在，接近了人与世界不可分离的本原。……这就是诗中的诗。”12背离表象的安全性，突破现存文化的奴役，结果必然是放逐荒野的惩罚。穆旦，正是在这种自我放逐的痛苦与绝望中回到了人最高的本然性。从受难者的生命体验出发，他对“理想”、“现实”都提出了发自内心的困惑、质疑与问询。穆旦中学时代也曾是单纯、乐观的理想主义者：“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求，前进"（《前夕》）。但现实的磨难很快碾碎了单薄的梦想。当“幻觉渐渐往里缩小，直到立定在现实的冷刺上显现”时（《打出去》），他却发现孜孜以求的理想不过是“一付毒剂”（《夜晚的告别》），在《时感》一诗中他希望兑现战后的承诺，等来的却是绝望：“当多年的苦难为沉默的死结束，/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然而只有空虚。”现实的残酷使他的理想幻灭了，而理想的幻灭更使他深刻地感受到现实的残酷的荒谬：“告诉我们和平又必须杀戮，/而那可厌的我们先得去欢喜。/知道了人不够，我们再学习/蹂躏它的方法。”“给我们善感的心灵，又要它歌唱/僵硬的声音，个人的哀喜/被大量制造又该被蔑视/被否定，被僵化，是人生的意义”（《发现》）。透过这种荒谬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双重受难者的形象：一方面是文化先知的形而上的焦虑，一方面又是爱国知识者形而下的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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