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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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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婉约派最大的失误是李煜。他被推为婉约派的大家,可是细读他的词,感慨之深、格局之大、尤其是抒情方式上的奔放、直率,都决非婉约家数——我知道讲李煜奔放直率,别人要跟我吵架的,可是目前先不回嘴——而且,他所达到的哲学深度,整个词史里都没有人能够梦见。王国维对他推崇,极有见地。词论家的思想、眼光,大半局限在文学、社会学里,缺乏对生命的哲学领悟——这也像是先秦后整个中国文学的弱项——而王国维颇有哲学气质,并且下过功夫。他自己做词,也有哲学意蕴。他在《人间词话》里比较李煜和宋徽宗两个亡国之主:“宋道君皇帝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同样的亡国,而道君皇帝只局限在个人的身世之感,李煜却能把这个感受拔高到全人类的共同境遇。我自觉领会得到王氏写“释迦、基督”四字时,是什么在触动他。李后主把“流逝”这个意象写得后人没有措手的余地,透辟地概括出人类的恒常情感、一致命运;无论个人的具体遭际怎样,跟他一谈,都会觉到同病相怜。这样,他便从具体的情景中超越出来,好比灵魂比肉体的枷锁中出窍,升到了哲学以至宗教的层次。人类生活无非同时间的一场战争,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得在时间里才可能获取;我们想要保留现有的一切,也得经过时间的批准;可是时间极其刁难,老是板面不同意。我们的欲望总在向时间乞讨,而时间不但不施舍,反而向我们抢劫。它把我们曾有的抢走,丢进失去里,把今天抢走,掷向过去里,它甚至把我们的岁月抢走,而且永不归还。最终,它毫不犹豫地把我们的欲望本身也夺去,把生命扔进死亡,像扔片垃圾到垃圾箱,一点儿不怜惜。这场战争里,我们从头便预定了是个失败者——在永恒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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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只是被它流逝者,我们的过去、所有给它流逝,连我们自己也给它流逝。李后主讲:“雕栏玉砌依然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些词直接触动我前边发的那些感叹,简直不消过渡的。一个对我那段感叹没有明确意识的人,也不会例外,只不过他的触动更微茫难辨,处在更含糊隐晦的层面上罢了。李后主是中国人,当然知道孔夫子站在河边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他又佞佛,佛家所谓“无常”,他也不会陌生。这些无非只是“流逝”的另外版本。亡国之后,旧日繁华一去不返,家国也一去不归,他的领会之深,我们常人想象不来。可是,我们毫不奇怪他的词把“水”作为中心意象,他的名句全都在写水,因为水是“流逝”最为经典、最为恰切的象征。便连“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里,名义上写草,明眼人也一眼辨得出它的意象实际依然是水,“更行更远”,冉冉而去,老不止息,不是水是什么?就我所见,王国维之后,只有叶嘉莹先生阐发过李后主的哲学境界。

即便最粗线条地把词分为豪放婉约两大块,李煜也圈不进婉约里去,而塞进豪放里来呢,恐怕豪放派那些正主儿也要视他为异类,挤他出去。这是李后主的幸运,因为无论划归哪边,他的意义都要受损。他身上的特质,使他把豪放婉约两派一齐推远了,显出他跟两派同样话不投机;实际上,那个对立与他了不相干,描述不了他最重大的品格。假使不说他超出两派之上,至少得说他越出两派之外。我承认自己对他有偏见似的偏爱。

毛把词分为两派,对古代众多作家未必适用,对他自己倒是顶配套的。他的词像个爽快人、直性子,没有那么多细腻的微妙的东西需要照顾,咱们也痛痛快快把他算为豪放派便成了。他自述不废婉约,也是实情,他现存最早的两首词可以作证。[2]《虞美人·枕上》基本情调是婉约的,里边尽是婉约派的陈词滥调;然而局部地方用了一个受豪放派宠爱的意象:“江海翻波浪”,来比方“愁”的激烈、巨大,给人的感觉,不很谐和。《贺新郎·别友》试图把豪放与婉约调合起来,它安排了相别时婉约泊的悲伤,又讲到分别是为了革命的大事业,拿豪放派的笔墨描写了想象中的这场斗争,再期望两人比翼双飞。这样,在一个情景里,有逻辑合情理地展示了由婉约到豪放的心境变化。《枕上》那首,毛自己在《致李淑一》信中承认写得不好;《别友》那首,我们也觉得未见得太好。两词都是写给杨开慧的。贾宝玉讲“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恋爱这样感情也是水做的骨肉,它性子柔软,非常女性化。毛词后来没有恋爱题材,否则,也许他会再次“不废婉约。”

整个观感

 

整个地看,毛的七律表现出通常所谓唐诗的一般特点,既没有特别地效仿哪一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家数。他的词风也不曾超出苏辛的藩篱,甚且比苏辛更为狭隘。一个大家的风格往往并不单调、单薄,除开主调之外,它还包涵主调派生的、或与主调矛盾的各类变奏;就仿佛杜诗所谓“广厦千万间”,重楼复阁,既有主体建筑,也有偏房侧室。毛词的学苏辛,仿佛作客,只到主客厅去坐了一会儿,便告辞出来,不比家里人,什么暗道地下室都熟悉。这也许与他作品不多有关,另一面也许表明他不曾刻意地模仿哪一家。毛的诗风词风,都较为保守,大体落在传统所划的圈圈里。传统的确也像孙悟空金箍棒所画的圈圈,打进去不易,跑出来——更为不易。我们不必苛求。《致臧克家等》信中,他称自己的写作“没什么特色”,至少在这点上是顶恰当的自评。

可是,没有自外于传统的特色,并不表明在传统之内也寻不到特点。他顶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气魄宏大、想像雄奇。古代批评家倘看见他的作品,不论想投赞成票还是否定票,首先总会惊奇他有帝王气象。他的毛病在于,句意的密度不够,转折不够,时见肤廓;他感情不很深刻,因此缺乏沈郁顿挫的境界,读来一泻无余,回味不足;这些毛病实际都互相连带。他不是专家,修辞上也过分的不讲究。


 

[1] 段学俭兄告诉我,诗最多的“是清高宗。《四库全书》是他在世时修的,收诗已超过5万首,连馆臣在《提要》中也惊呼太多,并不惜曲意弥缝(我的那本《提要》不在手边,没办法查原文)。据说他的诗最后超过了10万首。”不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臣子的代笔。”我现在记不清当初写这句话是把乾隆错记为康熙,还是压根儿不了解乾隆也诗多;我不改动这句,好向读者打个招呼,本文里类似的记忆错误一定多得很,我读书时没有做笔记的好习惯,并且无书可以查考——乾隆还顶爱在古人的画上瞎题字,书法既钝俗,题法又霸道,他似乎直接把字题在古人好好的原迹上,等于作品上长出来一个大疮。这也未免太不自量了。也许他心里,已死的古人都要算为他的臣子。斯文里的强梁,我没看见胜过他的。

[2] 我把毛那两首词抄在下边,免得我一个人空口讲白话:《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贺新郎·别友》(一九二三年):“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难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重过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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