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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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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略翻一九九六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印行的《毛泽东诗词集》,偶有所想,拉杂记之。它名为“杂想”,可是也未免想得太杂、拉得太远,显得特别罗嗦。此外,它涉及毛主席作品的评价,所以我讲话过于审慎,也导致繁琐拖沓——这是毛地位对诗歌评价发生影响的一个小例子。我清理稿子的时候,每篇都拿小标题断为数节,以便阅读;实际它们是连续写下来的,好些分法有腰斩的毛病,有心者无妨在想像里把文章连起来。

尽管话讲得唠叨,我知道这篇文字的说服力依然有限,我预备这样替自己解嘲:这只是一个读者的观感,真正有价值、有根据的评判,应该由有学问、有修养的内行给出。

 

 

诗与位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写的《出版说明》,这个集子大概是目前收录毛文艺创作最完备的本子。从前也出版过他的诗词,我都没有通读。不过,像大半识字的中国人,他的创作我零断地知道一些。他地位、身份异常特殊,倘在帝皇时代,这些作品该恭称为“御制”,即使全是劣作,也会天下流传,何况他的确很有才华。过去几十年里,官方不准刊登旧诗、反对写作旧诗。这个政策直接与毛自己有关,起源于他所讲的一些话:旧体诗词“束缚思想”、“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新思想挤走旧思想,整个教育已经取消了旧诗的群众基础,同时,生活形态也跟以往大异;旧诗实际上已没有几个人能读、愿读。可是,这种情形下,偏偏毛的作品能发表流布,以至于连几不识字的好些农民都能背诵,这当然得归功于他的特别身份。

一个人的地位不但会影响诗的流布——毛是诗史上突出到不近常情的例子——也会影响对诗的评价。“文以人重”是古今文艺界的一个基本事实。有人把“乌纱帽底好题诗”一句话来概括。文艺史像一切历史,不会公正。如果真有公正的文艺史,那么,它的产生,应该像女人的生产,一经写定,便无可更改易。可是,文艺史里时常把某人重作评价,把某人发掘出来,这表明文艺史远未公正。即便后出的文艺史,也未见得比它的前辈公正些,它也许只是另一个观念、另一种潮流对以往文艺的评判,甚至只是这个潮流观念提出来为自己造舆论、喊口号、做先锋、打边鼓的。历史总由现代来抟弄,随现在而变形。好些文人把历史只当为自己的材料,实际历史也只充当了史家的材料。“文以人重”也是影响诗史的一个社会学因素。当代人的评价会使作者确立声名,从而影响后世的评价;不但当代人在评论里会趋炎附势,而且,后代人在考据里也会趋炎附势,把古人的势利之见继承下来。当代的评价也很像一次初选,一个名位卑微的诗人落选了,他的集子可能由此散佚,弄得后世没有凭借对他重作评估,等于把他消尸灭迹,坟墓发掘的余地也没留下。我前一向读到一篇书法评论,讲哪里出土——似乎是敦煌石室——一张残纸,上面的书法极近颜真卿,成就也不相上下,书者大致与颜同时,受颜影响的可能性又绝小;可书者是个边关小吏,不比颜真卿是位名臣,他在当时没能够以书名。他还算幸运,留下座坟墓给后人发掘;不过,零纸只字,他再也不可能与颜争胜负了。诗书近邻,诗人队里,这样湮灭的不会是少数。不消讲,更有好些才华极好的作者生前连发表的机会也捞不上,作为诗人来讲,他等于从未出生——无论文艺史怎么出生、再生,总有些诗人胎死腹中。

“名诗人”一个词往往不表示他的诗有名作,只表示他的人有名气。假使他不但有名,而且当官,不但当官,甚且是管官的官——宋人所谓“官家”呢,那更不得了。什么都是官占便宜,文艺也不例外。古代生活以政治为中心,这点不待申辩。现代生活经济占的比例大了些,情形也未见变动多少,因为政治终是生活中极端重要的事。当今跑在最前头的美国,大家知道克林顿也总比知道什么大亨要多些。只要人类的生活还需要政治,官儿们便不会掉价,而会到处揩油。领袖的写作,往往跟大事件有关;而由于人心底里对权力、声名的欲望,或者由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大家对大事件的兴趣难以淡薄下来。要一颗心为文艺性守贞,也许比叫这个人守寡还困难,一不小心便会失足。便连文艺性本身,也不是那么纯洁的。

从中国古代诗人身上,也观察得到官位与诗艺的有趣关系。古代诗人常因为颇有诗才,便以为该当宰相,当不上便牢骚满腹。还有人的诗被比喻为某官僚,顺带地,他的官位也被预言不会超过那官僚,他便大不高兴。“诗能穷人”,或者“诗穷而后工”,是古代文艺常谈,所以诗人安慰别人或者自己时便说:不得升迁,正由于诗太好了的缘故;也许这样说:遭遇贬谪,正因为天要好诗。更有人说:“千首诗轻万户侯”,宁要诗,不当官,表明诗人的兀傲——这些情形都暗示文艺史的一个现象:诗向官、文艺向权位的倾斜。倘要研究中国文人的心态、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写作在诗人生活中的位置,这是好材料。

古代帝王业余好文,或者不务正业地好文的不少。陈后主、南唐后主——陈其年所谓“两家后主”——在文艺上是名诗人,在帝业上是败家子。据说历史上做诗最多的要数清康熙,有三四万首,把著名的高产作家陆游比得只算歉收了。[1]虽说康熙没一首诗流传为名作,但在当时,可以想见他被文人墨客吹捧的程度。对毛诗词系统、细密的研究和评价,我自惭寡陋,还没有读到过。学者们似乎采取一种聪明的态度:回避。谀之太甚,未免有伤学术良心,贬之太苦,恐怕违背时代倾向。这个二难处境,是学者在某些社会——也许一切社会——里的惯常遭遇,因为他是既学术的人,又是社会的人,这两方面对他的举动各有要求,有时合不到一起,甚至分裂为两极。回避不失为两面讨好的万全之策。当前有地位的学者,也许大半受到毛政策的伤害,因而对他颇有敌意——好些文人的笔下明白地显出这种情绪——我猜测这也可能是回避的心理因素之一。至于社会一般地流露的看法,毛诗词地位极高。另有一些人,称不起严格的学者,可也并非一般市民、泛泛读者,他们能借文字表达意见,似乎也写了些关于毛诗词的文字,或者文字中涉及到毛的诗词。我恍惚曾读一二,自觉想象得到他们大致的笔调。

毛自己对自己的创作,倒是有过自评。六五年《致陈毅》信中,便口吻极谦虚地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毛绝少写五律,可知他善于藏拙。《毛泽东诗词集》中所收五律,皆无足观。他的七律写得不错,但也只《解放军占领南京》、《送瘟神之一》绝好——他信的原文在“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下加了着重号——他最拿手的确是词。

 

 

三李及其它

 

据说,毛最爱读的诗人是唐代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古代偶有人把三李并称,我忘掉是谁了,也没留意内行的批评家是否曾这样做过。清代的金学莲跟毛有同嗜,他的集子名便叫《三李堂集》。三李风调相距很远,要从中看出共同的倾向,那是非得有些特别视力的,戴近视镜怕还有点儿为难,非望远镜不可——否则没法越过他们风格之间那样辽远的空间。当然,三人同姓,不过,因此便扯在一起,那只算得谱牒学,无与于谈艺了。

李白有口气豪壮、气格飘逸的一面。他跟李贺确可相通,譬如奇妙的想象力。不过,李白的想象瑰丽,李贺的想象奇诡,李白如天马行空,李贺等于磷火在坟墓间幽森处彳亍,性质大不相同。像一切浪漫主义,他们都爱写空虚不实之物,然而李白多写仙,李贺多写鬼。李白叫人飘然欲仙,李贺好些诗,真的叫人毛骨悚然如见鬼。古今通常也把仙才、鬼才来品目二人。李贺的体势迅捷,与李白的飘逸类而不同。李贺好用沉重、坚硬、尖利的字眼来写物,然后把迅捷的体势忽的强加给这物,使两个特点反衬得越加突出。李白没有这种习气。至于字面上一个好镂金刻玉,一个崇尚清水出芙蓉,那更天遥地远。

李白跟李贺可以沟通的地方,李商隐正缺乏,前两人谈得热闹之处,李商隐冷在旁边一句插不上嘴。当然,他跟李贺都注重词藻,不约而同向齐梁认远祖,可是处理方式迥异。李贺把艳丽的词藻夹在野性十足的词藻、笔法中。据说在西方,有人初见现代派的画作展在古典作品中,发表观感道:像一匹野兽闯进一群美女中间,“美人与野兽”一个短语因此在画坛上颇为流行。李贺对待艳丽词藻的手法有点类似,他像在演马戏,把一个美女拖过一群野兽中去了——这些野兽还没经驯化的,张着血淋淋的大嘴巴。李商隐没有那样粗暴,他像在选美似的,只请美女跟美女作伴,把她们聚合排比,创造铢两悉称的细腻效果。虽说两人同样从齐梁那里偷了东西,不过好比分得先辈遗产,各人拿来做不同的投资历。李贺巉刻,李商隐也讲究雕琢,然而目标正相反对,李贺要的效果是尖利突兀,李商隐只巴望打磨得细致温润。李贺有名句说“踏天磨刀割紫云”,他自己的作风便像磨刀匠,想把那把刀子磨得锋芒毕露;李商隐有名句说“蓝田日暖玉生烟”,他的作风也像磨玉匠,想把玉磨得烟柔露润。这两个句子都可以现成地套在作者自己头上,当他们的标签的。前人爱讲李贺“生”、李商隐“熟”,都与他们这些特点有关。李商隐才具颇宽,模仿杜甫、韩愈,都很成功。他也有几首向昌谷学习,不过,这不是他主流的风格,甚至所学的,也并非李贺迅捷、坚硬、奇诡的那最突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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