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是阿Q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式
浏览次数: 463次| 发布日期：12-29 13:49:41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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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胜利法”是阿Q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式,
阿Q摩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拧小尼姑的脸肉，亦未必是愚昧麻木。他亦是向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学的，赵太爷不也是用这种轻薄方式经常侮辱他吗？别人欺小是维护封建秩序，阿Q欺小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经营人伦和世务”，并且从中可以转化消解赵氏降临他身上的被侮辱的苦痛。别人欺小得一世的“快活”，为什么就不许阿Q欺小得一片刻的“逍遥快活”？阿Q与王胡比捉虱子，很有些滑稽。看似愚不可及，实则与拧小尼姑脸肉之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双差生，当老师不问不理他时，他认为被集体抛弃，于是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无故欺侮小同学，与更差的学生比“丑”、比更无赖，他要以此证明自己还行。阿Q同样是以“比丑”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还“行”。阿Q上述行为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不得的一种反讽。他的行为与《明天》中蓝皮阿五老爱把手往单四嫂子奶子上挨的无耻行为相比，简直要好得多。天道恢恢，何以谴怀？阿Q只能如此而已。
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沉细细的”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虽有些来路不明，终于获得了未庄人“刮目相待”了。原避之如蛇蝎的妇女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阿Q的东西都卖了，居然竟使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话。这“中兴史”算是阿Q享有了“经营人伦和世务”权利和些许满足。他苦苦的“注重社会中人伦和世务”总算有了个出头之日。因他的“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阿Q先前既然承认自己是“虫 ”，那又何必去充男子汉呢），又让未庄人觉得“不足畏”了，无意“经营人伦和世务”的“中兴史”也就只有昙花一现的命运，并把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了。
这“中兴史”也曾使阿Q明白一个道理：要想不被未庄闲人欺侮，不受赵氏们的嘴巴和棍棒，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一定要有使人羡慕的地位。阿Q本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很慌张，于是阿Q便向往“革命”，便主张“造反了”。造反的直接利益就是：未庄一伙鸟男女全都跪在自己的脚下；元宝，洋钱，床、椅，想什么有什么；想什么女人有什么女人。阿Q的“造反”向往终究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击得粉碎。阿Q虽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凭他的经验，他知道“革命”能给自己复仇并带来实在的物质享受和别人的羡慕。这是与赵氏们平起平座的资本，也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为人的“资本”。再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之必然。怎么能说这是阿Q用以自麻的“精神胜利法”呢！庄子的“精神家园”“专在破执”，他的魅力就在于对现实的超脱，把灵魂寄托于那“无何有之乡”。所以庄子式的人格：“独来独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往来聚散，在一种远离的姿态中显出格外的美丽和洒脱”（鲍鹏山《永恒的乡愁》）。阿Q却“专在偏执”，总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他虽然独来独往，不吝去留，也想超脱现实，可他没有成为“若垂天之云”的地位和本钱，故而他的偏执既不够美丽也不够洒脱，甚至显得滑稽。但不管怎么说，阿Q确实是在“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精神的家园”的。他本想得到的是赵氏般“精神家园”，而在寻找中，坚硬的“铁屋子”使他转而求其次，不得不将自己能理解的“精神胜利法”沉落心底。要说阿Q愚妄，那他就愚妄在太偏执，太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塑造阿Q这么个人物形象意在揭示：不管封建势力如何反对，孱弱的国民仍有“注重社会的人伦和世务”的愿望；一旦失败，他们就会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消解苦痛的方式——“精神胜利法”，即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民族的“谱”中。这样说来，鲁迅这篇小说的主旨同样是揭露封建主社会吃人的本质。阿Q们的愿望是可悲的，其消解的方式也是可悲的。这大概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吧。
阿Q依靠自己长有癞头疮的头颅一次又一次去向未庄这间“铁屋子”俯冲，结果不是被嘴巴，就是被棍棒打了回来，最终因此而挨了刀。几个象赵太爷、假洋鬼子式的“小毛虫”把持的未庄就如此难进，足见得全中国的封建势力确实有点“妈妈的”。这种“妈妈的”现实注定了象阿Q这样的赤农比一般的农民被封建社会吃掉的命运更惨。阿Q愤世疾“赵”，同道者寡，故象庄子一样谐话（有些人说是自轻自轻）迭出，有时以此消解他人的愤怒，有时是消解自己的苦痛。特别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他有时还用自残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苦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灭掉心中的“火焰”象灭蜡烛般立灭立熄（在外头受辱转身就睡着了，这种健忘非一般人能及）。阿Q这种自尊自大、妥协、健忘等“精神胜利法”是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室，是生命的链环，是一个赤民在受压迫后非理性的“精神还乡”和反讽。不过，阿Q是 “顺着自己的本能和社会风俗习惯”（冯友兰《人生境界》）立身行事的。对这种 “觉解”不足的人生，鲁迅先生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阔·漫与》）。中国的出路在于提升阿Q们的人生觉解。靠谁？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是老把总及其统治者？他们都不可能。那么，再次砸碎换汤不换药的国家机器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或许是鲁迅说的“引起疗救”注意的事吧。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高三语文第五册读本第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周作人《知堂书话》之《关于阿Q正传》第867页，岳麓书社钟叔河编，1986年版。
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寂寞圣哲》，鲍鹏山著，东方出版社中心2000年版；
《科学·艺术·哲学断想》，赵鑫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版；
《心理咨询》，王玲，刘学兰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精神胜利法”是阿Q寻找精神家园的方式
阿Q摩小尼姑新剃的头皮，拧小尼姑的脸肉，亦未必是愚昧麻木。他亦是向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学的，赵太爷不也是用这种轻薄方式经常侮辱他吗？别人欺小是维护封建秩序，阿Q欺小是想证明自己有能力“经营人伦和世务”，并且从中可以转化消解赵氏降临他身上的被侮辱的苦痛。别人欺小得一世的“快活”，为什么就不许阿Q欺小得一片刻的“逍遥快活”？阿Q与王胡比捉虱子，很有些滑稽。看似愚不可及，实则与拧小尼姑脸肉之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双差生，当老师不问不理他时，他认为被集体抛弃，于是就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无故欺侮小同学，与更差的学生比“丑”、比更无赖，他要以此证明自己还行。阿Q同样是以“比丑”的行动来证明自己还“行”。阿Q上述行为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不得的一种反讽。他的行为与《明天》中蓝皮阿五老爱把手往单四嫂子奶子上挨的无耻行为相比，简直要好得多。天道恢恢，何以谴怀？阿Q只能如此而已。
阿Q从城里回到未庄，“沉细细的”将裤带坠成很弯很弯的弧线，虽有些来路不明，终于获得了未庄人“刮目相待”了。原避之如蛇蝎的妇女们“都眼巴巴的想见阿Q”。阿Q的东西都卖了，居然竟使赵太爷“不觉失声”地说话。这“中兴史”算是阿Q享有了“经营人伦和世务”权利和些许满足。他苦苦的“注重社会中人伦和世务”总算有了个出头之日。因他的“并不讳饰，傲然的说出他的经验来”（阿Q先前既然承认自己是“虫 ”，那又何必去充男子汉呢），又让未庄人觉得“不足畏”了，无意“经营人伦和世务”的“中兴史”也就只有昙花一现的命运，并把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了。
这“中兴史”也曾使阿Q明白一个道理：要想不被未庄闲人欺侮，不受赵氏们的嘴巴和棍棒，一定要有物质基础，一定要有使人羡慕的地位。阿Q本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未庄的一群鸟男女很慌张，于是阿Q便向往“革命”，便主张“造反了”。造反的直接利益就是：未庄一伙鸟男女全都跪在自己的脚下；元宝，洋钱，床、椅，想什么有什么；想什么女人有什么女人。阿Q的“造反”向往终究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击得粉碎。阿Q虽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凭他的经验，他知道“革命”能给自己复仇并带来实在的物质享受和别人的羡慕。这是与赵氏们平起平座的资本，也是“经营人伦和世务”为人的“资本”。再者，“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之必然。怎么能说这是阿Q用以自麻的“精神胜利法”呢！庄子的“精神家园”“专在破执”，他的魅力就在于对现实的超脱，把灵魂寄托于那“无何有之乡”。所以庄子式的人格：“独来独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云，悠悠往来聚散，在一种远离的姿态中显出格外的美丽和洒脱”（鲍鹏山《永恒的乡愁》）。阿Q却“专在偏执”，总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他虽然独来独往，不吝去留，也想超脱现实，可他没有成为“若垂天之云”的地位和本钱，故而他的偏执既不够美丽也不够洒脱，甚至显得滑稽。但不管怎么说，阿Q确实是在“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精神的家园”的。他本想得到的是赵氏般“精神家园”，而在寻找中，坚硬的“铁屋子”使他转而求其次，不得不将自己能理解的“精神胜利法”沉落心底。要说阿Q愚妄，那他就愚妄在太偏执，太想进入赵太爷的“铁屋子”。
综上所述，鲁迅先生塑造阿Q这么个人物形象意在揭示：不管封建势力如何反对，孱弱的国民仍有“注重社会的人伦和世务”的愿望；一旦失败，他们就会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消解苦痛的方式——“精神胜利法”，即让苦痛的身心龟缩到民族的“谱”中。这样说来，鲁迅这篇小说的主旨同样是揭露封建主社会吃人的本质。阿Q们的愿望是可悲的，其消解的方式也是可悲的。这大概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义吧。
阿Q依靠自己长有癞头疮的头颅一次又一次去向未庄这间“铁屋子”俯冲，结果不是被嘴巴，就是被棍棒打了回来，最终因此而挨了刀。几个象赵太爷、假洋鬼子式的“小毛虫”把持的未庄就如此难进，足见得全中国的封建势力确实有点“妈妈的”。这种“妈妈的”现实注定了象阿Q这样的赤农比一般的农民被封建社会吃掉的命运更惨。阿Q愤世疾“赵”，同道者寡，故象庄子一样谐话（有些人说是自轻自轻）迭出，有时以此消解他人的愤怒，有时是消解自己的苦痛。特别令人感到痛心的是他有时还用自残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苦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灭掉心中的“火焰”象灭蜡烛般立灭立熄（在外头受辱转身就睡着了，这种健忘非一般人能及）。阿Q这种自尊自大、妥协、健忘等“精神胜利法”是他生命得以延续的法室，是生命的链环，是一个赤民在受压迫后非理性的“精神还乡”和反讽。不过，阿Q是 “顺着自己的本能和社会风俗习惯”（冯友兰《人生境界》）立身行事的。对这种 “觉解”不足的人生，鲁迅先生自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阔·漫与》）。中国的出路在于提升阿Q们的人生觉解。靠谁？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是老把总及其统治者？他们都不可能。那么，再次砸碎换汤不换药的国家机器是必不可少的了，这或许是鲁迅说的“引起疗救”注意的事吧。
注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精神》，高三语文第五册读本第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②周作人《知堂书话》之《关于阿Q正传》第867页，岳麓书社钟叔河编，1986年版。
参考书目：
《鲁迅全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寂寞圣哲》，鲍鹏山著，东方出版社中心2000年版；
《科学·艺术·哲学断想》，赵鑫珊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年版；
《心理咨询》，王玲，刘学兰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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