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谏厉王弭谤》教案及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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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写弭谤的由来。厉王所以要“弭”谤，是由于“国人谤王”;而“谤”的由来则缘于“厉王虐”，可见乱由上作，社会真正动乱的原因仍出于高高在上的专制君主。这一段写厉王共四层，只用了四个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画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杀”，四是“喜”。作为矛盾对立面的“国人”，作者着墨更少。开始是“谤”，不过是口头上的不满而已;而在厉王的淫威之下，人们最后只能用“道路以目”来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悲怨。至于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却借召公的口说出“民不堪命”来点明，笔墨经济而有力。由于厉王用杀头的办法堵住了“国人”的口，从而感到高兴，正写出昏暴的统治者因取得暂时的成功而心满意足的浅见陋识。厉王得意忘形地说的那句“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与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应。把一场严峻的社会矛盾只用这短短几句话交代得如此周详而深刻，不能不说作者的文字素养是相当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两节先后用了两个比喻，这是借助于形象思维加强说服力。金圣叹在他选批的《才子古文》中说:“前说民谤不可防，则比之以川;后说民谤必宜敬听，则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层以“川”喻“民之口”，是从消极方面打比方;后一层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来比喻“口之宣言”，是从积极方面进行比喻。看似两喻并列，实则后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仅不应消极被动地“防”，而且应该积极主动地“宣”。前一喻以“防川”与“防民之口”对举;后一喻则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两层说，以与“宣言”对举，文势亦见出畸侧之姿态。从修辞用字看，“防”有双关义，挡水称“防”(由名词堤防转为动词），堵嘴也称“防”(用其引申义）;召公说“防”，以与厉王所说的“弭”相对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双关义为喻以阐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后更用“壅”“溃”和“决”“导”为喻:“壅”和“溃”与“宣言”的性质是对立的，是从反面对照着说;而“决”和“导”与“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从正面对照着说。最后一节是结论，总承以上三节全部的内容，说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这几个词义近似的字里独选出“壅”字来用，其目的在于暗中点醒厉王，“壅”的结果乃是“溃”，一溃则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权也就不存在了。这正是作者用字遣词大费斟酌、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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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是正面陈述，用以结上一喻，启下一喻，最见出说理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特点。“故天子听政”句以“故”领起，是承上启下;接着用了个“使”字，然后罗列若干结构相同的并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后”“是以”两个转折连词把道理讲完，显得很周密完整。这里面又分几个小层次。“献诗”“献曲”“献书”，这是使王览读的;“箴”“赋”“诵”“谏”，这是使王聆听的。这些见和闻的内容，都是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见，是从正面指出一个做国王的应当怎样怎样做。下面的“传语”“尽规”“补察”以及带有小结式的“教诲”和“修”，却是由于国王有了过失而进言，是在非常情况下不得不讲的特殊性意见，从反面指出做国王的一定不能怎样怎样做。可见这些句子虽同属于并列的动宾句型，依旧有微细的差别，却又层次井然，有条不紊。如果“听政”的统治者真能把这些意见“斟酌”采用，自然会“事行而不悖”。至于相反的情况则略去未说，这是由于第一节已用比喻点透，无须重复了。

召公说的“天子听政”一节话，我以为是有根据的。这大约是西周初年为了巩固王朝政权，统治阶级才如此周详地设官立法，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对“天子”加以告诫和监督。到厉王时，这些规定可能早已废堕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惮烦地仔细陈述，其目的不外两个: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复，二是对“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发思古之幽情”，实带有理想愿望的成分。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诗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此正是一脉相承的。

最后一段写厉王不听召公之谏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后果，只有三句话。一句说厉王，一句说国人，最末一句说明国人和厉王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被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联合起来对暴君进行了惩罚制裁。这中间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实的结局告诉了读者，文笔简劲到无以复加，而读来却余味无穷。鲁迅先生提倡写文章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实际上意味着文章应该“浓缩”，即用最精练的语言写出最丰富的内容来。这篇文章在这一方面适足以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范例。

(选自《古文精读举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删节)

七、《召公谏厉王弭谤》赏析(陆明)

本文选自《国语·周语上》，是《国语》中的名篇之一，体现了《国语》记言重于记事的艺术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简洁的笔调记述了春秋时期一则历史事件:周厉王施行暴政，激起国人的不满和指责。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厉王“弗听”，继续用高压政策强禁舆论，结果国人奋起反抗，把周厉王流放到彘地。这一历史事件，文章叙述完整，不仅有事件发生的前因，而且有发展和结果。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叙述，而是立足于对历史事件的评述，表达了“民言不壅”，必须“宣之使言”的真理。基于这样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谏词上，充分发挥了对话与记言的艺术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于对话和记言的多达200来字，而召公的谏词又是泼墨的重点所在，是全文的精华之笔，体现了《国语》用记言来评述人物与事件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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