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大变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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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物看，江苏六合程桥春秋晚期吴国墓、湖南常德德山楚国墓、长沙楚墓，还有山西侯马北西庄遗址等出土的铁器，都是春秋晚期的遗物。计有铁块、铁条、铁削、铁斨（qiang，古代的一种斧子）、铁鎛（b6，锄田去草的农具）、铁锸、铁铧、铜剑等。这些铁器，有的是用块炼法炼出的熟铁锻造的，有的是用生铁铸造的。课本（插图）上的《春秋铁器》为湖南长沙出土。根据地下发掘，结合文献记载，春秋时期铁农具已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使用。当时一些钢制工具（如铜锄、铜铲等）和大量用木石骨蚌等原料所制农具都还在生产领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铁器的使用在春秋时期还处于初期阶段，但它却标志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铁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因素，为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发展水利交通，促进社会生产创造了条件。解放以来，北起辽宁，南至广东，东至山东半岛，西到陕西四川，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广大地区的战国中期遗址，都有铁器出土，而且种类多，数量大。在河南辉县战国魏墓中，出土 58件铁农具，有犁铧、钁、锄、锸、镰、斧等，其中两个“V”形的犁铧，虽还没有翻土镜面的装置，但已能起破土划沟的作用。课本上的《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即为辉县出土的铁器。铁农具广泛使用，排斥木、石农具而取得主导地位。  

牛耕  

原来中原地区使用称为耒耜的脚踏耕具，耕作的人用手把着耒耜的柄，用脚踏着刃部，把锋刃刺入土中，向外挑拨，才能把一块土掘起来。耕地就是把土一块一块地挨次掘起来，耕作的人需要掘一块，退一步。这种后退间歇的耕地方法，用力多而效果差。传说早在商代就用牛驾车，也有人根据甲骨文“犁”字初文的象形，认为商代已有牛耕，但论据不足。到了春秋时期，牛耕已经使用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耕地就变为连续向前，用力少而效果好，这是耕作技术的一次重要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开始于东方，商鞅变法后，秦国后来居上，也普遍使用牛耕。当时还开始用马耕田，商鞅为了重视农业，规定：“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散不足篇》中说：“古者”，人们用马代劳，行则拉车，“止则就犁”。汉人说的“古者”，当指战国和秦。畜力与铁器的结合，给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  

都江堰  

李冰约于公元前256－前251年被秦昭王任为蜀郡守。岷江上游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一到成都平原，流速突然减慢，所夹带的泥沙石子随即沉积下来，淤塞河道。每年夏秋水势骤涨，灌县以下常常泛滥成灾。雨季过后，又会出现干旱。为了灌溉农田变水害为水利，李冰总结前人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依靠当地人民群众，在岷江出山流入平原的都江堰市，兴修了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渠首和渠道两大系统组成。渠首工程包括都江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个主要部分。都江鱼嘴是建在岷江中流的分水建筑工程，它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都江堰市城附近的岷江南岸，凿开玉垒山脚，形成一个被隔开的石堆即离堆和一个狭小的进水口就是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流入密如蛛网的渠道系统。大小水口都安置“斗门”，需水时打开斗门，水多时可关闭斗门。“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紧接内金刚堤和离堆之间修筑了飞沙堰，用以调解内江水量，洪水猛涨时，内江水可漫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确保内江灌溉系统的安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是一个以灌溉为主兼具防洪、运输功效的综合水利工程，既解除了岷江泛滥之灾，又便利了航运，灌溉农田300万亩，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地点选择恰当，工程布置合理，配套严密完整，修建就地取材，整个系统自流灌溉，用功省而效益大，两千二百多年来一直造福于人民。都江堰总计分支河渠五百二十多条，渠道总长约一千一百多公里，解放前工程失修，灌溉面积缩小至二百余万亩。解放后大力整治扩建，现在灌溉面积已扩大到八百多万亩。它不仅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明珠，在世界水利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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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私有制的出现  

春秋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大量的旷土隙田逐渐得到垦辟。一些奴隶主尽量驱使奴隶从事荒田的开垦，使耕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公田”是不能买卖的，私田却真正是私有财产。“公田”是要给“公家”上一定赋税的，私田在开始时却不用上税。与此同时，贵族还企图在公田上确立自己的私有权。以前公田属于代表奴隶主国家的周王所有，周王有权处置所谓“天下”的全部土地。他对于各国诸侯、卿、大夫受封土地的干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上述情况开始改变了。还在西周末年，奴隶主贵族就已经在抗拒周王夺取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到了春秋时代，一般的奴隶主贵族和一些国家的国君，与周天子争夺公田的斗争更加剧烈起来，许多诸侯、卿、大夫，事实上已经把公田逐渐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就是周天子也不能任意侵犯。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卻（xi）至公然与周王室争田，双方各不相让，竟然到晋侯那里打官司，最后取得晋侯的支持，王室才收回这块土地。大小奴隶主贵族，相互间为了一田一邑引起纠纷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这说明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已经丧失，土地王有的概念已不起作用，土地私有权得到事实上的承认。  

封建生产关系和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  

伴随着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崩溃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和发展起来。一部分奴隶和平民自己垦荒种地，获得了小块土地的私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贵族奴隶主的控制和束缚，成为自耕农。还有一部分贵族，由于种种原因转化而为自耕农，例如晋国的范氏和中行氏，被赵氏战败后流亡齐国，其子孙就“耕于齐”。又如楚国大夫伍奢次子伍子骨，在其父被杀后出奔到吴，一度“耕于鄙”。这种自耕农，随着奴隶制的瓦解，数量不断增加。至于新兴地主阶级的产生，有的是由奴隶主贵族分化而来；有的则是获得土地赏赐的军功地主；还有一些是从平民上升而成。他们在奴隶大量逃亡，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面临崩溃的时代，看到“公田”上茂草丛生，遮没道路，庄稼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堆在场头的没有碾打完毕。这种“公田不治”的景象，使他们感到奴隶制剥削已无利可图，便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划分为小块，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耕种，从中收取地租。从此，封建地主与农民两个新兴的阶级便孕育成长起来。这种依附农民，身份与奴隶不同，他们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条件获取一部分收获物归自己所用。奴隶身份的改变，提高了他们对劳动的兴趣。《吕氏春秋》指出：“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公作”指奴隶在国有土地上的集体耕作，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隐藏力气，进展缓慢；“分地”指封建制度下的租佃制，由于劳动积极性提高，使出了力气，所以进展迅速。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商鞅  

商鞅（约前390－前338）是卫国国君疏远的宗族，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在秦因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商鞅早年是魏相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惠王沉默。公叔痤又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惠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商鞅说：惠王问谁可为相，我推荐你，未被采纳。我先君后臣，已建议既不重用，当杀之，勿为别国所用。现在你应迅速逃走。商鞅说：“惠王既不按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能按您的意见杀掉我呢？”商鞅并未逃走。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才来到秦国。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课本上“商鞅舌战图”插图，是当时这次大辩论的写照。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商鞅第一次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杨宽《战国史》185页有这样一段说明：“《史记•秦本纪》说：秦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为左庶长。’据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卫鞅为左庶长。但是《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据此则下令变法，应在秦孝公六年卫鞅任左庶长之后。两说相较，当以后说为是。《战国策•秦策》一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韩非子•和氏篇》又说：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王先谦《集解》认为‘八’上脱‘十’字，是对的。从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以后，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来计，正是18年。”据此，商鞅第一次变法应在公元前3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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