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语文古诗词：超越时空的主题（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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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变形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首先是女仆辞职而去，家务全落到母亲和妹妹身上。接着全家为今后的经济来源而担忧。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全家人都拼命干活，甚至挤在一起，让出房间招徕房客。变了形的格里高尔不但不能替父母和妹妹分忧出力，而且成了家庭的累赘。一次，母亲和妹妹为格里高尔收拾房间，母亲突然看到变了形的儿子匍匐在墙上的大镜框上，吓得晕了过去，父亲赶来用苹果砸伤了格里高尔的脊背，搞得举家不宁。又一次，房客们发现了格里高尔爬出房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退租。发生了两件事情之后，他被认为是“一切不幸的根源”，连一直怜悯他的妹妹都下决心“一定要把他弄走”。他也自惭形秽，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要强烈。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中，直到有一天，作粗活的临时工老妈子发现了他的干瘪的尸体。
　　格里高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两老一小辞退了房客和老妈子，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的春天的阳光里，父母亲突然发现女儿已经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
　　人在一夜间变成了甲虫，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的。用人变的甲虫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荒诞和虚妄的。作者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这对于读惯了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确实难以理解。但是，这篇小说的艺术力量恰恰正在于此。它和《促织》一样，描写了人与物之间不正常的关系。人异化成为非人!
　　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人既可以异化成非人或畸形物，那么，人变成了甲虫，就其实质而论，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语言的句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一旦失去谋生的能力、谋生的手段、谋生的资本、谋生的机会，就无异于变成一只甲虫，他的处境就是格里高尔的结局。
　　“它”已经不再是人了，但是人生的苦恼还紧紧地按住“它”不放，还要“它”把生存线上的挣扎无穷无尽地继续下去。“它”可笑地拼命在床上乱踢着许多双细小的腿──非得在七点一刻以前起床不可呀，否则老板要亲自找上门来了。
　　“它”发觉自己变了甲虫之后，那一串焦急的心理活动：害怕被开除，惟恐受斥责，等等，正反映了“他”一年到头过的都是那种惴惴不安，灰黯屈辱的日子。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变形记》用虚幻、夸张以至怪诞的艺术手法，揭示了人不成其为人、人已堕落为甲虫的异化悲剧。在它荒唐的艺术形式底下，隐藏着内在的合理因素，具有一种特殊的深刻的批判力量。
　　三
　　由《变形记》反观《促织》，也就有了新的理解和启迪。
　　我国古代原本就有“庄周梦蝶”的寓言，借以比喻摆脱了躯壳束缚的性灵多么逍遥自在；也有“薛伟化鱼”的山海经，借荒唐不经的奇谈，发扬轮回托生的禅理；还有民间文学中殉情夫妻双双变为比翼鸟的传说，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比翼鸟象征着封建社会中最可贵、最难得到的爱情。而《促织》中的“人变蟋蟀”的深刻意蕴，与它们都有所不同。它只能在20世纪的欧洲现代文学中找到它的回声，那就是《变形记》中的“人变甲虫”。二者遥相呼应，都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人的“异化”的悲剧。
　　在中篇小说里，人变成一只大甲虫，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早已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了；当然，这里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格里高尔有可能不变甲虫而变成一只昆虫，反正不成其为人。而在《促织》中，人变蟋蟀，这里却有严密得多的内在逻辑。假使人可以像善变的孙悟空那样变这变那，那么成名家的孩子就不可能变成别的，变一只蟋蟀就是他最大最高的愿望了。
　　在《促织》中，人和蟋蟀处在极端紧张、极端恶劣的关系中，仿佛是蟋蟀把人折磨得走投无路，是蟋蟀紧紧掐住人的脖子不放，在这一场不对等的较量中，人竟不仅没有回手之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只是一次又一次挨打。人和蟋蟀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人“异化”了，蟋蟀也“异化”了。从像虫子一般可怜的人的眼里看去，蟋蟀仿佛具有神的意志和神的巨力，威严极了，可怕极了；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活下去，为了逃避灭亡的命运，只得献出“人”的庄严身份，心甘情愿去做那样一只小小的蟋蟀。因此，方平先生指出，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的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人的异化，这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为可悲。
　　当然，蒲松龄并不可能充分意识到他的出色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已经把他的作品带进了“异化”的境界，因此，《促织》中的“人变蟋蟀”只能是一种不充分的“异化”现象。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只痛苦的、愤怒的、带着精神创伤的蟋蟀；而是一只机灵、驯服、善于讨好的蟋蟀，它在皇帝面前“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也许它以为它的任务就是扮演一个大救星的角色吧，以为它的出现在这个凄凄切切的故事里，就是为了带来一个圆满的、喜剧性的结局。
　　如果说蒲松龄只是无意识地涉及了“异化”的问题，那么卡夫卡则是有意识地以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深刻表现了现代资本主义普遍的人的异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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