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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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困难的是如何保持生活与艺术的距离。里尔克其实更喜欢金发的波拉，但他不愿破坏这理想的双重影像。踌躇观望中，一场混乱的排列组合，待尘埃落定，波拉跟别人订了婚。七年后，波拉因难产死去，里尔克在献给她的“安魂曲”中写道：“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
　　
　　正是基于这种古老的敌意，他与克拉拉结为伴侣，在沃尔普斯韦德不远的一个农舍住下来。同年年底，克拉拉生下女儿。里尔克对婚姻并无幻想，他写道：“我感到结婚并不意味着拆除推倒所有的界墙建起一种匆忙的共同生活。应该这样说：在理想的婚姻中，夫妻都委托对方担任自己孤独感的卫士，都向对方表达自己必须交给对方的最大信赖。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倘若两个人好像在一起了，那么就是一种约束，一种使一方或双方失去充分自由和发展可能的同心同德。”
　　
　　婚后的现实压力是难以预料的。他使出浑身解数，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很快就发现，靠写作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到处投稿，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写，仍入不敷出，不仅婚姻生活成了问题，连他自己的创作也受到威胁。摆在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中断稳定的家庭生活，重新上路。
　　
　　这是里尔克来巴黎的主要原因：首先要解决温饱。今后的十二年，巴黎成了他地理上的中心。他给克拉拉的信中，描述了他首次拜访罗丹的情形：“他放下工作，请我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然后我们交谈起来。他和蔼可亲，我觉得自己好像早就认识他，现在只是重逢而已。我发现他比原先矮小些，但更加健壮、亲切和庄严了。”
　　
　　整整五年，罗丹是他推崇备至的榜样。“工作”这个词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罗丹对他的影响。和“灵感”这个流行词迥异，“工作”意味着放弃无节制的感情陶醉，最大限度地浓缩题材，使其固定化精确化。罗丹对里尔克的《时辰集》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它不伦不类，喋喋不休，是一支饶舌的“即兴曲”。1902年9月5日，即在初次见面的第四天，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首先，他为自己的艺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基本要素；其次，他对生活别无他求，只想通过这一要素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一切。他沉默片刻，然后极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
　　
　　就在此信的两周后，他写出了“秋日”这首诗。他开始摆脱早期的伤感滥情，以及廉价的韵律和抑扬格等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在漫长的写作准备及青春期的感情动荡后，与罗丹见面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他如钟一般被敲响。他开始有意识地将自我感觉外化物化，注重意象的准确性与可感性。
　　
　　1907年12月，里尔克的《新诗集》出版了。这个集子收入1903年至1907年的诗作。他创造了“咏物诗”这一全新的形式。他在1903年致友人的信中提出自己的纲领：“创造物，不是塑成的、写就的物，而是源于手艺的物。”“咏物诗”形式实现了这一纲领。自《时辰集》以来，他注重的不再是上帝生死爱情，而是具体的存在物：艺术品、动植物、历史人物、旅游观感和城市印象等。为此，他做了大量的“语言素描”，即用文字刻画物体，再现其可感的真实。
　　
　　三
　　
　　此刻我站在巴黎街头，试图理解一百年前巴黎时期的里尔克。我来参加每年一度的巴黎书展。现在是三月下旬，刚到时几乎是夏天，一件单衣就够了。这两天气温骤降，阴沉沉的，伴有零星小雨。空气污染和全球性的气候反常，巴黎也在所难免。里尔克若活到今天，他的“秋日”会有些尴尬，要不夏天过于盛大，要不冬天不再来临；没有贵夫人和城堡，最多只能求助基金会，或干脆写畅销书；漂泊途中也只能泡泡网吧，无法写长长的信。
　　
　　从1902年8月起整整12年，巴黎是里尔克生活的中心，尽管他会时不时离开数日或数月，但最终总要回来。他手头拮据，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多半在那些廉价的客栈中搬来搬去。巴黎这故乡似乎刚好和俄国截然相反。在他看来，巴黎是恐惧之城，贫困之城，死亡之城。他到巴黎后不久的头几封信里处处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忧郁，几乎抵消了他和罗丹交往的幸福感：“这座城市很大，大得几乎近于苦海。”“巴黎？在巴黎真难。像一条苦役船。我无法形容这里的一切是多么令人不快，我难以描绘自己是如何带着本能的反感在这里混日子！”
　　
　　而巴黎这所苦难的学校带给他是艺术上的挑战。在1903年7月18日，他给萨洛美的信中写道：“正如以前一种巨大的惊恐曾慑住我一样，现在这对所有在不可名状的迷惘困惑中被称为生命的东西的惊愕又向我进攻了。”他给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找到一个公式：“恐惧造物。”
　　
　　1910年他完成长篇小说《马尔特纪事》，这是一本现代主义杰作。他提出后来存在主义提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如果我们根本无法领会这生活的诸要素？”他在这部小说里系统地分析了“恐惧”：“恐惧在空气中无所不在。你吸进了透明纯净的恐惧，但一到你的体内，它就沉淀下来，渐渐变硬，变成尖尖的几何体横亘在你的五脏六腑之间，因为所有在法场上，在刑讯室里，在疯人院，在手术室，在秋夜的桥拱下着手制造痛苦和惊恐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顽强的永恒性，坚持自己的权利，都嫉妒一切存在物，眷恋自己可怕的真实性。”
　　
　　在巴黎书展的诗歌专柜上，我无意中找到一本里尔克的法文诗集。书的设计很特别，封面上有个圆孔，正对着扉页上里尔克的一只眼睛——他在窥望我。他有一双泪汪汪的眼睛，其中有惊奇有怜悯，还有对自己孤独的漂泊生活的忠诚。这张照片摄于巴黎。
　　
　　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卢孚宫和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尔克借助他小说主人公马尔特之口描述了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读书时的感受：“我想，我也会成为这样一个诗人，要是我能在某处居住，在世上某个地方，在无人照管的那许多关门上锁的别墅里找一个住处的话，那样我就会使用一个房间（靠山墙的那明亮的房间），在那里和我的旧物、家人照片和书本一起生活，就会有安乐椅、鲜花、家犬和一根走石子路用的手杖。如此而已。然而，事情发展并非如此，上帝会知道，这是为什么。我获准放在一间谷仓的旧家具在朽烂，连我自己也在腐败，是的，我的上帝，我上无片瓦，雨水直扑我的眼睛。”
　　
　　与里尔克的命运相仿，我和巴黎也有不解之缘。自1992年起，我在巴黎先后住过多次，少则几天，多则半年。不同的是，巴黎是里尔克漂泊中停留的港口，而巴黎于我是为寻找港口搭乘的船。
　　
　　巴黎的天空很特别，高深莫测，变幻不定，让一个漂泊者更加晕眩。巴黎的放射性街区像法文语法一样容易迷路。我不懂法文，如同盲人在街上摸索。而里尔克法文好，甚至专门用法文写了一本诗集。漂泊与漂泊不同，“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人家心明眼亮。
　　
　　很多年，里尔克都生活在相悖的两极：他向往人群渴望交流，但又独来独往，保持自身的孤独状态；他辗转于巴黎廉价的小客栈，又向往乡村别墅和自然。
　　
　　1905年秋，里尔克接受罗丹的建议，帮他收发信件，做类似私人秘书的工作，每月得到两百法郎的报酬。但里尔克发现，这极大地限制了他外出旅行的自由，本来算好的两个小时的秘书工作渐渐吞噬了他整天的时间，他的独立性受到威胁。1906年5月12日，在一场激烈的口角后，他和罗丹分道扬镳。他在当天致罗丹的信中写道：他发现自己“像个手脚不干净的仆人一样被赶了出来。”
　　
　　里尔克在巴黎呆不下去了，他开始四海为家，在庄园、别墅和城堡寄人篱下，接受富人的施舍。1906年秋因过冬成问题，一位贵夫人请他到别墅去住几个月。在一次大战爆发前的四度春秋中，他在欧洲近50个地方居住或逗留。他心神不宁，但意志坚定地走在他乡之路上：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四
　　
　　我像一面旗帜被空旷包围，
　　我感到阵阵来风，我必须承受；
　　下面的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轻关，烟囱无声；
　　窗不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我在陈敬容和绿原的两种中译本基础上，参照英译本而修改而成。由于这首诗篇幅短小，我把他们的译本也抄录如下：
　　
　　我像一面旗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感到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都还没动静，烟囱里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抖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且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陈敬容译）
　　
　　我像一面旗帜为远方所包围。
　　我感到吹来的风，而且必须承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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