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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社会——避世、从俗与明王之治(庄子)

浏览次数: 194次| 发布日期:07-25 01:27:08 | 高一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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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的人生哲学,不是一种救世学说,而是一种救人的、寻求个人解脱的学说。因为在庄周看来,"事之变、命之行"自有甚客观必然性,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庄周不信上帝,不信鬼神,也不寄希望于明主圣王,在他的哲学词典里,是没有"英雄创造历史"这一条目的,他唯一崇拜的就是哲人(圣人、神人、至人)。哲人,晚周时代名之曰"士",即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手里拿着通向真理殿堂的钥匙,然而它不能决定社会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庄周看得很清楚,他不仅看清了自己的时代,而且也看清了身后几千年的时代。从韩非、嵇康、王安石、李贽,一直到近代的"戊戌六君子"和张志新,都是庄周预言中的"富人",所以,庄周末曾赋予"圣人"、"至人"以重大的历史使命,所谓"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庄周的奢望,仅限于从天刑中解脱出来,他对社会的看法是悲观的,甚至是敌视的。有人说庄子的历史观反映了没落、颓废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大约就因为他对现实的悲观、敌视和否定。其实,对现实的否定,可以是对过去的眷恋,也可以是向着未来的。庄子认为,自有亲疏、贵贱、富贫、突达的差别以来,人性就被扭曲了,所以他眷恋上古时代,眼睛则望着"至仁"、"至贵"、"至富"、"至愿"的未来。无论对奴隶主的统治,还是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他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如果说他的思想不自觉地打上了阶级的印记,那么它也只能是土阶层的印记。

  庄子的出身,今已不可考。他的身份,属于没有封地,没有车马,从事私人讲学的"土"。不过,这种土不同于《管子》说的"土农工商"之土,《管子》说的"土"指武士。《礼记·曲礼》载:"问土之富,以车数对"。可见武士也是富有阶级。而象庄子这样的"士",则是道地的知识分子,是以知识为唯一的固定资本的,以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春秋战国时代,专门从事精神建筑的土阶层,已经彻底从统治层分离出来,丧失了对物质财富的所有权。这种分离使得土阶层具有了独立的品格,但也把它投进了心物二元分裂的深渊。士阶层有独立的品格,却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以致于它不得不依附于物质贵族求生存。战国时期"四公子"门下的宾客,齐稷下学宫的先生,秦吕不韦门下的宾客,以及汉初淮南王刘安门下的方土,都具们依附的性质。但是也有象庄子这种游戏人生的士,他们俨然以精神上的百万富翁自居,不愿与权贵为伍,但是实际上多是隐居草野的穷秀才。他们自视极高,却又不能象君主那样一言定天下,所以又不免有一种失落感。庄子对社会的态度,便是既轻蔑又失望,他的人生哲学所反映的,正是丧失了物质领地而拥有文化的士君子的心态。他的人生哲学的终的,也正是士阶层在乱世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求生存的哲学。

  《人间世》云:"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历史的兴衰荣辱不决定于"圣人"(知识分子)的存在,圣人可以应运而成,如果生不逢时,不幸遇上"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人间世》)的乱世,就只能求生存。生,宣颖《南华经解》谓"全其生也"。"成"与"生",这是在周处世哲学的两个方面,他没有给"天下有道"生界说,但他对"天下无道"恐怕是有切身体会的。庄周早年居宋,生活一直不十分得意,宋国有人见来王,锡车十乘,旋即以十乘骄庄子。庄子告诉他说:"今来国之深,非直九重之渊也;家王之猛,非直骊龙也。子能得车者,必遭其睡也。使来王而寐,子为肇粉矣。"(《列御寇》)宋国已经不可救药,于是庄周便去见他的好朋友惠施和招贤纳士的梁惠王。此行的目的据庄周自己说:"非梧桐不止,非统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秋水》)大约无心窥视惠施的相位,但有心去干一番事业也说不定,结果庄周几乎得罪了朋友,梁惠王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山木》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逢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土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徽也失!'"以庄子这么大的脾气,别说梁惠王不容他,恐怕历代帝王都难容他。可见,豺狼当道是一方面,庄子傲睨权贵,悻直有余而游刃不足是另一方面。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便决定了他"非遭时",于是,只好去濮水作起避世君子来。

  庄子的进世思想,同他寻求个人解脱的人生哲学是相一致的,这与后世的沽名钓誉之徒不同。庄子的确感到对政治心灰意冷,也的确厌恶官场上的众生相。士阶层混迹官场,说到底只是物质权贵的摆设,遇到开明的统治者,尚可"以干世主",齐稷下先生,吕不韦门下的宾客,混碗饭吃还是不成问题的,如果遇到自以为是大英雄的君主,就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道家盛于汉初、南朝,这都是统治者自己求生存的时代,对知识分子也格外宽容,在大盛大衰的时代,象在子这样的哲人,大约也只有作避世君子了。庄子隐钓濮水后,惠施也见逐于张仪,跑到楚国,楚王不愿收留他,这和当年的惠施为梁相初访楚国的礼遇判若水火。惠施与庄周的"濠上之辨",即发生在这个时候。庄周取譬倏鱼,说人生的快乐不在名利,而在自由,惠施则认为快乐应该有客观的评定标准,你庄周只是自乐其乐,谁知你真快乐还是假快乐,个人的快乐应该寄存在于社会同乐之中。从这一点说,惠施强调功利标准不必全错,但快乐不在名利,庄周说的也不错。《列御寇》载:"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日:'子见夫牺牛乎?在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为统治者做"牺牛",这就不如作隐士了。庄周作隐士是不是快乐,我们不知道,庄子自己也没说,但是那样一种隐士的"从容自得",对于知识分子也许是合适的,全社会却不能去作隐士。所以,庄子的人生哲学大有益于个人的修养,然其徒有"内圣",而无"外王",是救不了人间世的。其实,隐士也不可能与社会完全隔绝,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没有所谓"世外桃源",庄子也不可能离开社会,谈纯粹的个人解脱。庄子避世,是避官场,不是避人。《山木》载庄子曰:"且香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可见,庄子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味。又《人间世》云:"法言回:'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难也。'迁令劝成殆事"。"无迁令"实际上也是一种"从俗"。《老子》第八十一章云:"乐其俗,安其居。"道家圣人不过身在世俗,游心天地罢了。所谓与山林为伍,与鸟兽同群,那只是孔夫子骂人的话。

  《人间世》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为人巨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庄子不反对"爱亲"、"事君",但认为应该顺情行事,不受个人喜怒哀乐驱使。从俗是"顺物"的社会表现,正象"顺物"是不得已的一样,从俗也是不得已的事。象惠施那样为人臣子,便只好从俗,顺从君臣之义。如果你不愿这么掉价,那就只有"喻牛辞相",去做一个普通百姓。但无论你从俗还是避世,在周都劝你不要有所作为,"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在乱世中能求全生,尽天年,已经可以满足。如果你梦想拯救社会,则外受人间刑戮,内受"遁天之刑",永远得不到天帝的"悬解"。  但是所谓"俗",本身就包含着进化。泰氏有泰氏之俗,有虞氏有有虞氏之俗,《应帝王》云:"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又《德克符》云:"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砍,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于天,又用人!"仁、义、知、胶、德(得)、商,这些都"俗",把这些"俗"-一剥去,剩下的便是"天鬻",可那只不过是上古社会的"俗"。齐古今的庄周自己不免厚古薄今,违悖了他不遗是非的宗旨。倒是他的血肉之躯,不得不与物俱化,在晚周俗世中做一个从俗的俗人。他也未尝不想脱俗,但真要脱俗,须先超越自我。《应帝王》引老子的话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又曰:"顺物自然而无害私焉,而天下治矣。"这说的是帝王,也说的是圣人,也说的是他自己,个人最高意义上的解脱,离不开"使物自喜"、"无容私"的社会环境,个人这样去做了,影响的只是自家一人,别人偏偏要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用他的"自喜"来剥夺你的"自喜",你又何逍遥之有?所以你超越了自己也难以求生,只有帝王(统治集团)不再凌驾于社会之上,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尽管帝王功盖天下,但这只是顺从了民意(不是他自认为自己顺从了或代表了民意,而是人民认为他顺从了民意),则天下焉有不治。

  从庄子的避世、从俗到明正之治,我们可以看出庄子政治学说的深刻矛盾,避世是因为庄子个人的遭际所使然,他自己未尝过得如鱼那般"从容自得"。从俗是现实所使然,子亲之星,君臣之义直到现在也没打破,庄子当然也打不破;明王之治是理想所使然,这个理想直到现在也没实现,庄周当然也无法实现。他相信避世是快乐的,又承认从俗是不得已的,而心里却怀着对人人平等的上古社会的眷恋和对"无害私"、"使物自喜"的未来社会的横憬。我们不知道庄周怎样去添补避世与从俗,从俗与明正之治之间的裂谷,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位齐物的哲人为什么要避世,为什么要从俗,又为什么向往着明王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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