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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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混淆与善恶分明可以同时并存，一个社会无妨事实上黑白混淆，而在大家的思想里，善恶又极为分明、善恶的界限极为苛峻。这好比极清极明的镜子，它可以毫厘不爽、锱珠必较地照出外界的影像，可是它自己并不能判断外界影像的真幻。而且，恰恰因为善恶分明，才会黑白混淆。如果不强制性地把人的脑袋改造得善恶病态地分明，把人的道德激情点烧得病态地狂热，我们想象不出还有别的办法来扼杀人的判断力、宽容心，使大家丧失分辨黑白的能力、兴趣，壅塞分辨黑白的渠道。有了善恶分明，只消再加个因素，黑白混淆便如影随形，赶后脚跟露面，比共产主义还有必然性的。这个因素便是：有人想控制他人和社会。而这个因素时时都不缺货，总有些人抱有控制的伟大梦想，否则政治这个行当会萧条到“门前冷落车马稀”，有似老娼的可怜遭遇，只好关门大吉了。事实是，古来这个行当无不“寡妇门前是非多”，即便关上门，半夜还有人来打门、破门。甚至大家本性底里都蛰伏着控制欲望，比寡妇门前的性欲弱不了多少，只要条件许可，那个因素会不请自至。而善恶病态地分明，恰恰便是合宜的条件。如果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善恶观非常态地苛峻，几乎可以断言，黑白定会混淆。从那些宗教狂热、思想政治专制过度的时代，我们都可验证这点。培养病态善恶状态的办法简单之极，老掉了牙，只消使劲儿造神。小孩子是天生具有神性的动物，他心里黑白善恶特别分明，他缺乏足够的生活经验，看不到善恶的相对性，体会不到其中遮饰的陷阱。我们不奇怪一切教育家、思想改造家都从小孩子下手。我那位老师未见得是个好的教育家，可是，她那句话可以有好的教育效果，也代表了那个时代——也许一切时代——的思想改造手法。在它长久的压力之下，我很可能最终自承为四人帮的同路人，彻底服罪。即便做不到这点，它至少时时监督我，逼得我成为孔门圣徒，一日三省吾身，始终注意“不要分裂”，别跟上头别扭，把自己当敌人——或者把自己当领袖的战友——来批判。这样，我的善恶观会愈加苛刻；同时呢，愈接近社会给我定下的尺码，标准得有似模特，堪为表率，不减傀儡，易于控制了。

我那位老师身上训练出当时普及的条件反射，不消别人提醒，本能地便给我上纲上线。她当然并不真以为我像四人帮那样坏，她的上纲上线是下意识的、习惯性的、程式化的。生存在那时，她也非得养成这个思想本能。她自然也没想到这话会给我心里造成恐慌和动荡，带来自觉罪在己身又不知罪从何来的压力。帕斯卡尔讲人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可是，他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帕氏有些悲观，看到人除思考之外别无长处。不知他有没有留意到，人的思想本身也是根芦苇；思想像芦苇那么脆弱易断，像芦苇一样，在时风中、随时风而摇摆，不能自立、不自知其所以然。我的老师便为时风所使、因时风而动。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不再感到被人支使，不再思考被谁支使。我们这些小孩子，自出生便听口令做摇摆体操的，时间久了，当然也遵守习惯成自然那条惯例，最终把外加的东西内化。到那时，即便喊口令的走开了，我们还会自发地摆个不休歇；不觉得受口令指挥，而以为纯粹自主，便别人来提醒我们别摆了，咱们还要跟他吵架的——那么，教育便成功了。方成还是谁画过这样一幅漫画，自道他被解放后的感受：他先前给塞在小瓮子里头，身体当然给折叠成瓮子的形状；后来瓮子打破了，他的身体还展不开；先前是瓮子压迫出身体形状，后来是身体自觉地坚持做瓮子。我在念小学时看过卓别林的《摩登时代》，里边一个细节挺好玩，现在还记得：卓别林的工作是在流水线上拿钳子持续地拧一下螺帽，累年累月强迫机械的动作最终把他逼疯，他搬着钳子跑到大街上，不住手地向空中拧，看见女人身上的钮扣，抑制不住也上前去拧它一下。便钳子给人抢掉，手还在空拧。一个疯子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他不知自己疯了——当然，究竟是我们旁观者疯还是他疯，逻辑上倒也无从证明——可想卓别林所演角色也会觉得自己的动作自然自主，毫无不合理之处。卓别林对工业文明的讽刺，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文艺天才一针见血的描写，往往比思想家甚至文艺家本人预计的更深远、更普遍。假使那个时代不及早过去，我当然也免不掉成为我老师的好学生，自己的思想芦苇断折，思想器官像根空心的芦苇，学着她的姿势摇摆。或者思想犟头在风中不断，那么政治生命、其它生命、以至肉体生命便断折。无妨把帕氏的话倒过来说：人是能思考的芦苇，可是，他终是根脆弱的芦苇——他的思想是比肉体更脆弱的芦苇。要为思想而断折生命，对正常、平常人来说，几率太小了；无欲则刚，有欲便不免变软；的确，人这根芦苇不大坚韧。而且，叫别人为思想而送命，我们也未免不大忍心；这样的高远境界，无论什么时候，都只可责诸己，而不能求诸人；否则，我们的品性、意图便大成问题。我是个懦夫，至少我是怕跟这种人交道的，我要学旧小说中看见强硬敌人时那一招：“似那般啊，可离得这下等人远者”——只消把“下等人”改为“上等人。”一个时代过去后，我们会发觉当时人为时风所使，我们自以为清醒、自立了，对那个时代极为鄙薄、不满。可是，谁知道我们的不满，不正是由于受着当下时风的支使呢？名为《摩登时代》的电影只是个陈旧片子，它的内涵却未始陈旧不摩登；时代会一再陈旧，但是在历史里，好些陈年旧货也会一直摩登下去。想着我们珍视的所谓“自己的思想”，实际可能也只是时风吹过来的一点儿余沫，我不免惶然而且伤感。

我还能回忆念高小时的一件事。期考抑或段考，作文题目是《给台湾小朋友的一封信》。我的答卷引起老师们一场颇为发声动气的争论，我因为事情关己，站在远处偷听。有几位老师要给我判零分，理由是完全跑题，没有向台湾小朋友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共产主义的可贵，号召他们起来反抗。我自己的老师维护我，说，在国民党严密的黑暗统治下，可能写这样的信去么？能传到小朋友手里么？当然只能勉励他们努力学习，期待祖国统一后互相见面了。最终的输赢我没有印象了，只这争论还留存着。我很感激老师为我辩护的苦心，可是我也另有苦楚。他的辩护把我拔高了，我完全没有那些考虑，事实是，我写作文时，根本没想到要向台湾小朋友宣讲共产主义。我不由得疑心自己只专不红、思想龌龊、入了邪径，惶惑了一大阵。我遇到这些糟心事，有个背景，便是我父亲，他给我的影响并非正统、合时宜的。我举个例子。在最革命的年代里，有过改名的风尚，用了几十年的名字也许像物品用旧了，要换新。思想改造会株连到姓名改换，这种妙事不是常能遇见的。即便没人来改造大家的思想，思想自身也会改变，往往人到老来，肉体、思想的一切都非昔我，只剩下姓名还是老样，名不符实地贴在那具灵肉上。活人连自己的姓名也守不住，那真应得上俗语所讲“死人守棺材不住”了。我们固然感觉思想更新的无尽，也未免感叹人生迁化的无常。相对地，初生儿取名，风行用政治口号，叫他们从出娘胎到入棺材都不变，一直钉在政治上。可见唯有政治这东西永恒，虽说政治的内容更换得比变脸还快，无上地无常。华国锋时代，满天地刷的标语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一年小治，三年大治。”我一位堂弟出生在那时，理所当然地取名“大治”。我父亲不满意，向我评述道：过不得几年就要过时的；把这些做名字干什么，叫起细伢崽都像喊口号似的。这显然是个反调，上边巴望小孩子出生时那声啼哭都变为英雄就死时那声口号、打个喷嚏都改“阿鹊”为“万岁”呢。常听他这类论调，做事发言又想跟时代合拍，真用得上孔夫子评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时的那句话：“难矣哉！”当然，那时群居终日，所言全是大义，大家也专职地终日群居来言大义；便连不群居时，私房里喊小孩子也等于集会上喊口号，甚至私信中都写“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还受过父亲一回痛斥。我初学写毛笔字时，把几个常用词无规矩地排在一张纸上，什么“人民、革命、反革命”等等。他看到了，立即发火，讲，如果有人要搞你的名堂，把这几个字随意组织起来，你便百口莫辩，一世完蛋了。我心里不服，辩过几嘴，差点儿挨打。可是从此耸动。那应该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事了——我回忆到的几件小花絮，都只是并未真正介入生活的小孩子的遭遇，只是从生活中遥遥射来的一线微弱灯光，可是，也可以侧面地照见那时政治对生活的控制程度、毛在生活中的渗透程度。当然，我回忆它们，也许最终出于对“流逝”这个意象的迷恋；已经逝去不归的东西，尤其是逝去不归的我自己的生命，远比将来的东西——无论它可能有多大价值、多么诱人——更能激起我的情绪。

我们都有这个感受，当代学生们心底，好些事物已经不再神圣，相连带地，他们也像渐渐失掉对任何事物可能具有神圣性的信念。要把事物树得神圣，免不掉弄虚作假，不同程度地愚弄众人，这会带来灾难。可是，彻底丧失神圣感的人类，是异常可厌可怕的。至少要维持社会的运转，有些基本原则非得被奉为不可侵犯，否则人性将裸露出它特别丑恶的那一面，面目狰狞，使人胆战心寒。这是个矛盾，一个成功的社会得把它处理得适度——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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