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王阁序》同步素材—— 初唐四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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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八十年代以后出版的一些文学史、散文史、骈文史以及赋史也多少涉及到王勃的散文作品。罗宗强、郝世峰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上册认为，"王勃骈文杰作，主要是序。这些序中，写宴游赠别之作，往往情思真挚，心胸开阔。"他们还着重分析了王勃骈文的代表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说"这序在唐人中是以绚丽典重著称的。绚丽而完全摆脱了六朝骈文的细巧，气势奔放；修辞考究而流畅自然。全文结构谨严而又时而流动，展开诗一般的境界。"马积高的《赋史》对其赋分析较细，他认为，"王勃赋今存十一篇。《春思赋》、《采莲赋》都颇华艳；以七言诗句为主体，与萧绎、庾信等人的某些小赋相似，而铺张过之。……（《春思赋》）于艳丽之中，寓豪迈之气，与梁时宫体作者之一味描写春色骀荡者不同。……（《采莲赋》）又与萧纲、萧绎等人的立意也不同了。至其《涧底寒松》、《游庙山》、《江曲孤凫》、《慈竹》诸小赋，其中尤多磊落不平之气，文风亦较挺拔。"
    王勃集整理  聂文郁的《王勃诗解》，撮王诗之精要，选五十八首，熔注、解、议于一炉，兼顾了普及及提高的双重任务，是适应当时广大读者学习、研究王勃诗歌的较好读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清人蒋清翊注的《王子安集注》，书前有校勘者汪贤度撰写的《前言》，对王勃其人及诗歌、注者蒋清翊作了一些交代，书后并附录了罗振玉校录的日本庆云四年写本《王子安集》佚文二十三篇和《王子安集》校记，以及原发表于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月刊刘汝霖编撰的《王子安年谱》（个别地方加了按语）。故本书基本上反映了本世纪王勃作品整理的最佳成果。

       五、 杨炯研究

    相对说来，杨炯研究是四杰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杨炯生平行迹研究  本世纪对杨炯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开始于傅璇琮的《卢照邻杨炯简谱》和《杨炯考》，前文对杨炯的生平及其诗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后文则对杨炯一生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考辨。后文首先考证出杨炯应神童举是在显庆四年，其为校书郎并非由神童举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授的；接着考证了杨炯的伯父辈的官职；然后稽引一些材料，对裴行俭评四杰这一件事作了考核，认为此事确实大可怀疑；文章还认为，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对杨炯后期的仕履，本书认为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故为之进行了辨析：一、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二、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三、杨炯当于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阳，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佚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
    1982年张志烈发表了《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该文对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见，值得注意。前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篇碑文均写于杨炯任梓州司法参军任上（如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有的还具体系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而张志烈根据两碑内容，参照有关历史背景，认为两碑均写于唐高宗李治在世时。作者进一步论证说，由于《新都碑》称高宗为"天皇"，无疑当写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后。同碑又称来恒为"通议大夫、行长史"，而来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调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故《新都碑》当写于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间，如系于上元二年（675），是不会有大错的。《长江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上元二年，杨炯年方二十六岁。杨炯自显庆五年（660），年方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直到上元三年应举中第、补授校书郎。两碑正写于应举之前不久。
    祝尚书的《杨盈川之"盈川"辨》、《杨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证精审的论文。
    此外，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所附《初唐四杰年谱》及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都对杨炯的生平行迹作了系年。
    杨炯诗歌研究   人们对杨炯诗歌成就的论述似乎要多于对其生平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著作，对杨炯诗歌的论述大多比较简略，然亦有可观者。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 《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 《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他诗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认为，"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
    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杨炯诗歌的研究稍有深入。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杨炯"诗并不多，但其中有些五律诗却写得不坏。这些五言律诗大多是抒发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的，而这些诗都是以边塞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的，因而气势较大，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杨炯诗歌的成就评价较低："其诗大半为律体。七言没有，五绝仅一首。可知他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形式，没有前三人范围的广泛；即就诗才而论，亦较平弱。"刘开扬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杨炯诗歌艺术的分析稍细一些：他认为，杨炯的《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说"杨炯的三峡诗（《广溪峡》、《巫峡》和《西陵峡》）是写景，也是咏史和抒情，他的《巫峡》诗可以说是一首写景和抒情结合得很完美的作品，……《早行》、《途中》两首则颇有情意，和王勃的《深湾夜宿》相类。"马茂元的《唐诗札记》之二论杨炯颇多新见，他认为，"过去都说四杰完成了五言律的诗体，就其总的情况来说，确是如此。可是分别开来看，则发展并不平衡，而杨炯的贡献最多，功绩尤大。这首先表现在他是大力来写五言律的。现存"盈川集"中诗体比例的数字五言律占到一半以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既然称之为律诗，那必然要求其高度的格律化。杨炯所作，如"从军行"（略）格律是多么的谨严！对仗是多么的工稳！诗采是多么的精美！音调是多么的铿锵！……王勃和卢、骆集中，五言律虽不乏名作。……但如按照律体最严格的要求来衡量，毕竟不是正规的典范。但从这一角度来看，四杰之中，杨炯是最为突出的。"
    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关于杨炯诗歌的专论，如杨恩成的《论初唐诗人杨炯》一文就是一篇对杨炯进行全面评价的论文，该文认为杨炯的诗作"题材比较广泛，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上官仪等人丰富，形式上多是五言。"文章又认为，"作为唐诗开创时期的诗人，杨炯的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造诣方面，都不如王勃和骆宾王。他的五律、五排多沿用古乐府旧题，在风格和技巧上缺乏个人的独创性。但他的近体诗在格律上更趋严整，在奠定五言律体的体制、改造齐梁诗方面，杨炯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杨炯作品的整理成果有徐敏霞整理的《杨炯集》，书后附傅璇琮的《杨炯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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