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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

浏览次数: 745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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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许三观的典型意义明显高于富贵。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之一是余华在创造典型时更为合"度"了。所谓"度"就是分寸感，合"度"就是把握好人物的褒贬程度与臧否分寸。鲁迅对阿Q是充满同情的，并没有完全贬斥。然而正因为如此，就反倒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等病症更为痛恨，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态度，也就是说贬大于褒，否多于臧。倘若不合"度"，缺乏分寸感，变成以欣赏为主，褒大于贬，臧多于否，阿Q就会失去警戒作用。相反，如果完全批判，彻底否定，连乐天气象与"真能做"的劳动者的淳朴都没有了，成了流氓和惯偷，阿Q也会离我们远去了。所以，"度"实在是创造典型的一大要素与准则，绝对不可忽视。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比《活着》深化之处，正在于对许三观"求诸内"负面消极性进行了异常深刻的批判，却又没有采取贬斥、嘲笑的态度，令人从许三观的失败和固执中感受到他是位既可悲又可爱的人。这种褒与贬、臧与否、赞美与批判之间的合"度"与互渗，使许三观这个典型形象深含哲理意蕴。
    而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 小宝虽然算是一个相当生动的社会形象，其价值却无法与阿Q相比。这个人物是妓院长大的小流氓，偷抢拐骗，吹牛拍马，没有什么不可做，而且做得心安理得。他就靠着侥幸和流氓气而获得了成功，居然也妻妾成群，封侯拜爵，成了大人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小宝式的成功者远没有阿Q型的失败者普遍，他只能助长人们的侥幸心理和流氓气，绝无阿Q那样的鉴戒作用。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涂抹的过"度"的喜剧色彩更冲淡了他的典型意义，使他绝不可能取代渗透着适"度"喜剧因素的悲剧典型阿Q，也远没有许三观那样的深刻内涵。
    当然，"度"是极难把握的。因为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呈现于人物性格中就显示为多极性，难于用一个概念囊括。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以一系列连珠炮式的反问表达过对主人公倪吾诚的困惑："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这些王蒙风格的反问，道出了一条真理：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复杂、多极的，很难用一个词语和概念总括。阿Q也是这样的，无法简单判定他的类别归属：农民？落后农民？浮浪农工？保皇派？革命党？投机者？……多极性与模糊性成为阿Q性格的突出特征。同样，许三观的性格也不可能一言以敝之，他的固执令人恼火，而他对亲人的无私奉献又让人觉得可爱。
    造成人物性格多极性的内在原因是其内核中搏动的活泼泼的生命力。用80年代人们对贾平凹《浮躁》中金狗性格内核的评语来说，就是："野性"。金狗这位穷乡僻壤的才子和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一样，也经历了一番从农村到县城记者然后又落魄回到农村的循环。然而，金狗绝对不是高加林，他虽然有与高加林相同的经历和相似的文采，却比高加林深刻、复杂得多。高加林反映了城乡差异在农村学子心灵深处所造成的反差与不平，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心理震荡，特别是农村姑娘刘巧珍真挚、善良的爱情以及由此形成的悲剧，更是感人肺腑。但是高加林的个人坎坷虽然也包含了时代因素，却没有与时代的整体性变革联系在一起。与时代变革融合在一起，反映出农民改革者性格特征并折射出时代浮躁心态的典型形象是金狗。他始终处于人格的双重裂变与灵、肉的撕搏之中，觉悟到农民意识对自己的禁锢与扭曲，要努力去克服，却不能超越自我、冲出牢笼。倒是因受大空经济犯罪牵连而入狱之后，才终被激醒，不但不再去要求恢复报社职位，反倒主动申请停薪留职，并进而彻底不要这个名位，玩笑式、洒脱地又成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决心"实实在在在州河上施展能耐，干出个样儿来，使金州河的人都真正富起来，也文明起来！"这时的金狗获得了哲学的升华，成为80年代出现的最为成功的新时期农民改革者的典型形象。与同样很成功的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相比，之所以给人以更为突出、强烈的印象，也在于金狗性格内核中那种独特的"野性"，非较为文静的隋抱朴所能相比。
    但是，贾平凹仍未能对金狗的精神机制进行更为深入的开掘。真正深入到精神机制中的，是冯骥才小说《啊！》中的吴仲义。这个心理变态、人格扭曲的精神奴隶，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主义高压与肆虐下精神被扭曲、摧残、奴化的严重性，具有巨大的精神深度。一个吴仲义所表现的专制主义压迫的深广性，远远超过了众多"伤痕"文学作品，其原因在于冯骥才没有仅从表层的"伤痕"着笔，而是深掘了主人公从一位思想敏锐、有深度、对国家体制问题有惊人之见的历史系大学生逐步被"腌制"成精神奴隶的变形过程和精神机制萎缩、失常的主客观原因。
    吴仲义与契诃夫《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和果戈里《外套》中的主人公有着亲缘关系。然而，由于冯骥才在刻划人物的精神深度上超过了前人，所以吴仲义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同时也就超越了他本身的意义，作为被专制主义扼杀、扭曲的精神奴隶的典型而普遍被引为戒鉴，具有超阶层、超界域的精神价值。因而不仅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其独特的份量。
    可惜的是吴仲义的对立面贾大真却很不成功，不像阿Q的对立面赵太爷、假洋鬼子那样有个性、有深度。纵然这个人物显得精明、凶悍、富有心机，足以给吴仲义这样的书生造成"黑云压城城欲摧"式的精神压力，然而从命名到内心还是有失浮浅，有些脸谱化，没有深掘出这类人物形成的社会原因与内心动机。加以这时的冯骥才，不仅没有鲁迅写《阿Q正传》的那种尖锐、讥诮、凝炼的大手笔，而且不及他后来写《三寸金莲》时那般纯熟、灵动，有些地方略显生涩，因而影响了吴仲义这个人物形象的传布。
    典型创造是在对比中进行的，对立面的深浅直接影响典型的成败。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成功的对立面人物莫过于古华《芙蓉镇》中的王秋赦。此角色与住在土谷祠里、来历不明的阿Q颇为相像。而他赶上的时代机遇却比阿Q好得多，在土地改革中凭借穷出身与硬"根子"翻身解放，以后又接连因"穷"得福，成为"运动根子"。这个人物的价值在于启悟我们认识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运动不断、民不安生的社会原因之一，就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我要什么就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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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阿Q式的革命家与王秋赦这样的"运动根子"。
    还是回到余华的许三观上来。我们在前文中对许三观作出那样高的评价，并不是说他可与阿Q媲美，而是说有些相近，但差距仍很大。最主要的差距是远没有达到阿Q那样的精神哲学境界。前文说过，许三观抽卖身内鲜血的"求诸内"比阿Q精神胜利的"求诸内"要具象得多，也残酷得多。然而正因为其过于具象，也就难于有阿Q精神胜利法那样高度的哲学抽象性，不能上升到人类学的哲学本体境界，更有深度地表现人的精神活动与思维逻辑，因而难于具备阿Q那样深厚无穷的哲学意蕴与普泛无际的典型意义。
    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哲学修养不够。余华说自己是一位有实力的作家，但修养还远远不够，(4)当是非常中肯的自评。不仅是余华，中国当代作家几乎都难于有鲁迅那一代作家的修养了。而诸多方面的修养中，最缺乏的是哲学典籍的长期熏陶，不能如鲁迅当年猛攻佛经那样，对宗教文化进行深入的钻研，因而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时不能运转"深度思维"，回瞰历史时又不能放开高远的眼光。譬如余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映，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显得脸谱化和简单化，与《阿Q正传》对辛亥革命的深刻洞察无法相比。
    三"人物第一"----"叙述革命"的得失----"贴"着人物

    写"人物第一"，是鲁迅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的一贯信条。正是这种描写人物、创造典型的自觉意识与努力实践，促使20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阿Q这一世界级的艺术典型和一些比较成功的典型形象。
    然而，近些年来这一信条逐步被一些年轻作家消解了。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新写实小说"等等后现代潮流，掀起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叙述革命"，将"人物第一"的信条演化为"叙述第一"，把叙述意味的追求、形式的感应以至"叙述圈套"的设计当成小说家的第一目的。无疑，这场"革命"对于叙述理论的研究、叙述技巧的提高以及正负两方面叙述经验的积累都有着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称之为"叙述自觉的时代"并不为过。但是，这场"革命"也日益显现出负面效应：最易从文学作品中走入人们记忆的人物被"叙述革命""革"掉了，"叙述第一"的作品牺牲了故事，更牺牲了人物。小说家们煞费苦心惨淡经营的叙述构成，经过岁月的流逝，也首先被时间滤去和丢弃了。而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文学的烟云消散之后，最终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是人物。倘若一个时代的文学，在热闹一阵之后没有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典型，甚至连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创造出来，就会给后世铸成空白和遗憾。曾经令人惊奇的种种"叙述圈套"、"叙述策略"带来的竟是人物的失落和记忆的逝去，此中教训难道不值得作家和文学理论家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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