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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典型问题

浏览次数: 745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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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真正取得成绩、给文学史留下有价值作品的，还是当时就与"叙述革命"保持距离、此后"人物第一"的意识愈益鲜明的余华等人。余华非常赞同沈从文所总结的小说应该"贴着人物写"的创作经验(5)，也很首肯一位法国出版商的话：中国文学"不能以风土人情取悦法国读者，也不能以政治上的反对派吸引法国读者，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作家必须写出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人'更具有普遍意义了。"(6)经过坚实的努力，他笔下的人物终于从被当成符号变为有自己声音的自主的人，丰富起来。为了写好中国人，余华从《活着》之后使自己的语言和风格更为纯粹，更为中国化，从现象上出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实质上，余华并没有放弃"先锋"，而是把先锋派一些有益的叙述方法运用到人物塑造中去了。这一点，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反映得更为明显，叙述简洁，淡笔勾勒，不作琐碎交待，有时仅靠几句风趣的对话就把时代环境、事件过程等等说清楚，使"人的内心和意识"显豁出来了，这绝非纯粹传统写法所能及的。正是"人物第一"的自觉意识使余华调动一切艺术手段为典型塑造服务，他才能够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跃居领先地位。
    相比较而言，原本比余华领先的一些作家，由于"人物第一"的意识有所消弱，开始靠后了。譬如80年代中期就创作出《爸爸爸》的韩少功，90年代以来致力于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马桥词典》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愿望，从文体结构到文学语言都是韩少功式的，说它是模仿甚至抄袭未免冤枉。然而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更大的效应，其主要原因不在文体形式是否受到外来影响，而在于没有在读者心中树立起一个印象深刻的人物。张炜80年代中期就推出了长篇力作《古船》，塑造了隋抱朴等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到了90年代，又精心创作了《九月寓言》，立意更为深邃，艺术也更为纯熟，以一个寓言形式隐含深广的哲理。在这一点上，颇与《阿Q正传》的寓言意味相近。然而，这样一部高品位的当代长篇，给人的印象竟还不及《古船》深刻，原因之一恐怕也在于没有塑造出一个更为成功的人物。贾平凹90年代以后，自《废都》至《高老庄》，从小说观念到叙述方式都出现了转型与升华，然而却没有塑造出一个可与金狗齐肩的给人以强烈震撼的人物，所以难于再上峰颠。我们期待着贾平凹在他的文集17至24卷中重推高潮，创造出超越金狗的艺术典型。刘震云二百万字的超长篇《故乡面和花朵》与读者产生隔膜的原因之一，似乎也在于它庞大、复杂的结构难于在读者、起码是当代读者心中树立起人物。这种现象在巴尔札克的创作历程中也是存在的。巴尔札克创作的第一个十年(1819-1829)中，只有《朱安党人》后来正式收入《人间喜剧》，其余作品连他自己都认为不成功，没有收入。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他在创作上还带有盲目性，没有自觉遵循"人物第一"的原则。1833年，即他写《欧也妮 ·葛郎台》之后，就进入了自觉阶段。他发现创作的最大奥秘在于创造典型，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塑造典型的规律，就克服了盲目性，取得了主动权，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之作，筑成了《人间喜剧》的艺术大厦。

    四哲学上的突破----个性化的生活原型----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部"

    小说家莫言说："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7)这当是内行人的肺腑之言。
鲁迅以前的作家为什么没有创造出阿Q这样的典型？除了现代文学运动和鲁迅这样的文学天才尚未出现之外，主要在于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精神胜利法这种人类普遍弱点和中国人身上的突出表现还没有产生上升到哲学境界的整合认识，也没有形成文学表现方法上根本性突破。
    加缪说："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8)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就是一位和加缪、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思想型作家相通的哲学小说家，《阿Q正传》就是一部寓言式的哲学小说，阿Q这一典型的创造与鲁迅深邃的哲学意识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可以说，没有哲学上的独特发现与精辟概括，就不会有阿Q，也不会有人们对精神胜利法这种消极现象的警觉。
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们，如贾平凹就痛感自己"哲学意识太差"，(9)迫切要求提高。然而，一些阅世尚浅的青年作者们却曾掀起一股消解理性、摒弃哲学、一味要求"还原""生存本真状态"的浪潮。出现这种要求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左"的教条禁锢与理念束缚实在太严重了，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感，一旦解禁之后就想挣脱得一干二净。所以，反理性主义思潮正是对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弹。不过，这种反弹与当时的接受禁锢有一点是相通的：同样带有浓厚的盲目性，都是缺乏自觉理性和独立哲学的表现。
    余华之所以能够越居前列，除了"人物第一"的观念日益明确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对理性的执著追求。他对80年代文学界批判"主题先行"表示愤慨，认为"完全没有道理"。80年代对"文革""左"的文艺思想的批判，的确有简单化倾向，没有从学理上加以深入的分析就一律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那种从教条和理念出发的"主题先行"确实是违反创作规律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否定作家在进入创作之前需要对生活进行自觉的理性分析，产生上升到哲学高度的某种主题思想，并以此统帅对生活素材的择取与提炼。倘若连后一种"主题先行"也否定了，结果只能导致反理性主义的泛滥与创作无节制倾向的滋漫。
   当然，片面强调哲学也是不对的，因为小说不同于哲学论文，人物也绝不是传声筒。像冯雪峰那样，把阿Q看成是"是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同样会形成理论上的失误。因为艺术是基于个别形象而不是基于概念显现的，任何概念化或理念"寄植"的东西都与艺术无缘。鲁迅创造阿Q这个艺术典型，是重点专用故乡绍兴实有的谢阿桂一人，又杂取其他人的特征与行状，熔冶、提炼而成的。精神胜利法是从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头脑中"深掘"出来而非"寄植"进去的。
    无论是专用一人，还是杂取多人，创造出的典型必须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正常人，不能是精神病患者或智力残疾者。阿Q纵然颟顸、昏乱，却是生理健全的人，不疯也不傻。有的研究家在精彩分析了阿Q的性格系统之后，又把阿Q定作轻度精神病患者，就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误，是从实质上否定了阿Q性格分裂所产生的审美价值。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两重人格》中的主人公高略德金，陀氏最后让他发疯，进了精神病院，也就大大削减了这个典型的哲理意味。同样道理，韩少功《爸爸爸》中的畸型儿丙崽，无论显示的意蕴多么深厚，由于是一个不成其为人的白痴，也只能是一个象征"人类命运的某种畸型状态"的符号，不能成为典型。阿来《尘埃落定》中土司的傻瓜儿子，不失为一位具有独特审视目光的叙述者，但是由于他智力上的缺陷，也不能成为典型。因为读者是要从正常人身上引出戒鉴，疯子或傻子与自己不属同类，自然可以不以为鉴了。
   典型只能从作家非常熟悉的生活中来，不能出自主观的臆造。这个定律异常严格，任何人都不可能逾越。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写白嘉轩和他的农家庭院、原上沃土时，何其真实、丰满，得心应手，而到刻划白鹿书院的朱先生时，却立刻力绌。说是要塑造"关中大儒"，却不过是制造了一只作家主观意向的传声筒罢了！同样，柳青《创业史》里的梁生宝远不如梁三老汉成功，也在于作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把人物理念化了。尽管如此，这两部小说都是当时时代所能产生的最好的作品。特别是《白鹿原》中的白嘉轩，是作家打破了狭隘阶级论的惯性思维定势，从"人学"高度塑造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中国传统农村宗族族长的典型形象，反映了人性与历史的丰富性，是仅仅图解阶级范畴的黄世仁、冯兰池等地主形象无法比拟的。在这一点上，也正与阿Q的典型创造相吻合，鲁迅正是从"人学"高度而不是在狭隘阶级论的窠臼内塑造阿Q的。
    既要有生活，又须通哲学；既要个性化，又需普泛性：二者得兼，何其难也！贾平凹深感其难，觉得自己"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苦苦觅寻""如何使形而下与形而上融合在一起"(10)。他这里所说的"结合部"，用黑格尔的话来讲，就是"中介"。鲁迅在创造阿Q当中，也作出了典范。他对阿Q进城给盗窃团伙充当小脚色的传奇性经历不正面详写，对能够表现阿Q精神胜利法的细节却精心描绘，由形而下的细节组合成整体的意象，透发出形而上的寓言意蕴和象征意义，使人们从阅读中体悟出阿Q精神胜利法的荒谬，进而警觉，获得教益。按照"三突出"原则捏造出来的节节胜利的"英雄"站不起来，步步失败的阿Q倒成为了不朽的艺术典型。个中道理，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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