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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组缃献疑茅盾创作

浏览次数: 502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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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1955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吴组缃先生教古代文学。四年级时我听他讲明清文学史、“《红楼梦》研究”专题和“《聊斋志异》研究”专题。他以现代著名小说家的眼力剖析古代小说，时发新见，十分精彩，同学们十分欢迎这位作家型的学者。当时我不太了解吴先生，把他当成是专门教古代文学的教授，后来一位高年级的学长告诉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清华调到北大后，一直教的是现代文学，直到1955年才转教古代文学，我深以无缘聆听他讲解现代文学为憾。1959年，讲现代文学史的王瑶先生因为他的《新文学史稿》正在挨批，系里不让他继续给我们上课，他的课改由平常没有资格上台的讲师讲，另外还请几位教授分担几个专题课，吴先生“客串”，用几节课的时间给我们开了一个“茅盾创作研究”专题。我本以为，他和茅盾是老朋友，他在1934年写的小说《一千八百担》《樊家铺》在《文学季刊》上发表，短篇小说集《西柳集》出版，茅盾专门为此做了评论，茅盾还与鲁迅推荐他的《一千八百担》给美国人译介，他肯定会比当时文学评论界更热烈地把这位现代文学的泰斗歌赞一番。但事情出乎我的意料，他一反常情，在公允肯定茅盾创作的巨大贡献的同时，很有道理地指出茅盾创作的不足，敢于顶撞《子夜》、《春蚕》等几部（篇）碰不得的经典。这几堂课对我来说简直是振聋发聩，闻所未闻，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记得吴先生先把茅盾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1927年－1930年为第一时期，代表作有《幻灭》、《动摇》、《追求》及《三人行》、《大泽乡》。他特别点出《大泽乡》，说这个短篇小说是本时期重要作品，借历史题材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强调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他们的力量，可惜学界对此小说不予重视，连《茅盾文集》中也未收入。1931年－抗战前为第二时期，代表作有《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吴先生指出这一时期是茅盾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值得大书特书，但也存在缺点和不足。抗战时期为第三时期，代表作有《腐蚀》、《清明前后》等，这个时期思想、艺术上保持第二时期的水平，第二时期的优点保持着，缺点不足也保持着。那么创作第二时期的优点是什么，缺点不足又是什么呢？吴先生重点讲了这第二时期。

　　吴先生说，根据茅盾在1932年12月《子夜·后记》所言，《子夜》原定计划要比现在写成的大得多，有农村的经济情况，有小市镇居民的意识形态，有“新儒林外史”式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其《春蚕》、《林家铺子》都是从《子夜》题材中分割出来单独成篇的，连《小巫》、《多角关系》乃至《有志者》、《尚未成功》等都与《子夜》属同一体系。吴先生指出，茅盾的巨大贡献是通过创作，对当时30年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大规模的分析。

　　茅盾用艺术形象解答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主要是反帝，二是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这基本符合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的中国革命，没有承认毛主席的领导权，正处于艰难混乱时期，《子夜》的出现，有划时代的意义。

　　吴先生接着指出《子夜》的缺点和不足，吴先生说，文艺创作寻找主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先有生活，再在生活中找到主题，一般现实主义作家都是这样获得主题的，如鲁迅；一种是先有主题，然后再去找生活，茅盾写《子夜》就属这种情况。尽管茅盾的这种做法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他要以创作参与思想战线的大论战，为政治服务，如果作家们只写他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生活，对当时的革命事业可能会贡献不大，但毕竟比起他想要表现的主题，生活还嫌不够，因此必然会露出破绽。如茅盾在《子夜》的开头，把吴老太爷写成一到上海就一命呜呼，以象征封建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就木，这就不符合时代的真实，当时的上海固然是帝国主义的市场，但封建主义还是很有势力的，并不像托派所言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关系只是“残余之残余”。当时在上海穿西装进城隍庙进香叩头及大出殡之类屡见不鲜。作者在《子夜》中并没有认识到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并且与帝国主义紧紧勾结这样一个基本的时代特征。

　　吴先生说，《春蚕》虽有明显成就，作品在否定时不忘肯定，批判而又有理想，给人希望而非绝望，在当时的文坛显得鹤立鸡群，非同一般。但因为生活不够，致使作品露出许多破绽，比《子夜》更为严重。首先是老通宝的性格不够真实。老通宝自己只有十五担桑的桑地，按他的保守稳重性格，应该是有多少桑就养多少蚕，但作者却写老通宝养了五张蚕种，后来还借钱买进三十五担桑，因此到最后茧子卖不出去，借的钱还不出，就只得把十五担桑的桑地抵押，这种情况与老通宝固有的性格是不符的，同时也使老通宝养蚕的失败归咎于他的计划不周，这冲淡了帝国主义经济入侵给中国农民带来灾难这一主题的批判力度；其次是老通宝性格缺乏时代感。排外，那是清末义和团时的情况，作者写老通宝不要洋种蚕（其实是改良种），这与30年代初中国江浙一带蚕农十分欢迎洋种的时代真实不合；再次是《春蚕》中写具体的养蚕场面太多，且大多与人物性格的塑造、主题表达的需要不相干，这其实是猎奇，表明作者还是只浮在生活的表层，不能算是深入了生活。

　　吴先生是我国30年代涌现出的一位名震文坛的著名作家，他是洞察当时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破产时期农民动态的里手，他对茅盾创作的评说，之所以有一针见血的力量，实与他本人深厚的生活功底有关。我听吴先生评说茅盾创作，距今已有四十余年，先生也早已作古，但其印象历历如在目前。我以为，这是北大“学术民主”传统精神的一次生动而具体的闪光，他的高论卓见，我认为直至今日现代文学评论界及茅盾研究界也少有人能够超越。
　　
　　　　　　　　　　　　　　　　　（摘自2001年12月14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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