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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批注〈吴组缃畅谈钱钟书〉》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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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李洪岩采访吴组缃，1992年1月号《人物》刊登了他据录音整理的访问记《吴组缃畅论钱钟书》。为了反击“因嫉妒而毁谤钱先生的小人对《钱钟书集》很不正派的无端的挑剔和毁谤”，舒展同志新近公布钱先生1992年2月对李文的批注（见《新民晚报》、《团结报》等，这里用《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选载本）。 

李洪岩原文：“1979年一位海外学者向钱钟书问起吴组缃，钱先生说：‘吴组缃是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始终觉得力不从心；自从《鸭嘴涝》出版后，便搁笔了。’”钱先生批：“全无其事。说也惭愧，我到今（天）没有读过吴先生的任何作品。那位‘海外学者’的‘记录’也是富于‘创造性’的——这已成中外采访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按1979年5月19日14时钱先生在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文系接待室与白之教授（Prof. Cyril Birch）、水晶博士等十人座谈并合影。水晶当即记录成《侍钱“抛书”杂记——两晤钱钟书先生》，刊于《明报月刊》1979年7月号，相关原文是—— 

问起吴组缃先生，钱先生说吴现在身体不大健康，否则去北京是很容易见着吴先生的，因为吴一直执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在吴的作品和老舍的作品都可以重印问世了。钟书先生又说他和曹禺、吴组缃是清华同班同学。我说：“吴组缃是五四以来的作家中非常好的一位。他捕捉安徽方言的能力一时无二，而在《围城》中，复制方言的能力不遑多见。”钱先生听了，莞尔一笑，并不以我的直言为忤。他非常赞许我对吴组缃的重视，说很少有人提吴组缃，是不应该的。白之教授立刻告诉钱先生，《官官的补品》他已经翻成英文了。“自从《鸭嘴涝》长篇以后，吴先生有没有新的创作问世呢？”我趁机追问。钱先生说：“吴组缃是一位相当谨严的作家，对于写作一事，始终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自从《鸭嘴涝》（后来经老舍先生建议，改名《山洪》）出版后便搁笔了。” 

钱先生1980年1月致函作者说（见《明报月刊》1980年12月号）：“水晶才子吾兄：去夏一面，即见兄光焰万丈、锋锷百出，畏佩无已，别后心目间未尝忘此俊人也。岁杪B irch先生枉临敝所，弟以小集一种倩其转致左右。大作‘会面记’早拜读，纽约、旧金山、香港友人争相寄示。弟置身事外，叹为绝妙好词，而一念及即个中人，则觳觫愧汗。北京刊物曾转载此篇；盖事间好物，有目共赏，弟遂附骥借重。然偶忆杨诚斋诗云：‘逢着诗人沈竹斋，丁宁有口莫轻开；被渠谱入《旁观录》，四马如何挽得回！’下次相逢，弟当装聋作哑。”钱先生怎么不当面叱水晶满口胡柴？水晶何以要凭空“创造”那“绝妙好词”？钱先生一贯拒绝录音访问，良有以也。丁景唐《忆念胡乔木同志的三件事》（见《新文学史料》1997年3月号）据胡乔木1983年6月复函说：“胡乔木以为北方左联创作成绩首推吴组缃，并引钱钟书推崇吴组缃的话，说吴作品不多，但写得很用功。”这又该怎么说呢？ 

“我常到他屋里去，他的笔记本有一大摞。”钱批：“全无其事。吴和我同年级（1933），但不同系（我是外文系，他是中文系）；他年岁比我长，在校时只相识，从无来往。我作笔记是到英国后，大图书馆书不出借，才开始带笔记本上图书馆的。”按1935年2月钱基博自序《读清人别集》（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6期，亦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948页）：“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交情颇好”的许振德1963年4月在台湾《清华校友通讯》发表《忆钱锺书兄》，说：“钟书兄自谓‘无书不读，百家为通’。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且阅毕一册，必作札记。”同窗好友常风《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见2000年9月号《山西文学》）也说：“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个礼拜六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好笔记，然后抱了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十六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参看杨绛《钱钟书与围城》“他看书常做些笔记”范明辉的笺证（见牟晓朋范旭仑合编《记钱钟书先生》281页）。如果钱先生不曾早作读书笔记，他的亲人朋友干吗硬作“创造性”“记录”呢？ 

“一次曹禺对我说：钱钟书在那喝茶，还不叫他给你开英文禁书看？我就叫钱钟书给我开三本，他一下开出四十多本，包括作者姓名、内容特点。”钱批：“全无其事。曹禺和我同系同班，若要问，可直接问我。吴先生的英语程度，以我所知，不什（怎）么高，曹禺未必要先请教他。并且，我只看些文学史上提到而同学们以耳为目不去亲看的作家，以及一些哲学、心理学的书。西文禁书，清华所有也不会多；只盛传藏有哈理《我的生命与恋爱》一部；后来抗战时我在上海买到白俄盗印本。劳伦斯《却脱来夫人的情人》，我在法国看到，实到（在）读不下（去）。”按陈丹晨1991年5月所作《在钱钟书寓所琐闻》：“去年在北大某次聚会席间，听到吴组缃教授讲两则钱先生的轶事。有一次吴组缃和曹禺想看英文yin书，就请钱先生推荐三种，哪晓得钱先生竟一口气开列了四十多种，令人咋舌。”（见《水流何处》33页）黄永玉《北向之痛——悼念钱钟书先生》（见《文汇报》1999年2月1日）：“他说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那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足可证明钱先生的多闻强记和乐善好施。 

“1933年毕业后，伦敦大学请钱先生讲英国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英国讲英国文学，一般人岂非班门弄斧？”钱批：“英国大学里到现在还没有让中国人或英籍华人充当中国文学教授；而六十年前要一个学未毕业（是1932，不是1933）的中国青年人去教授英国文学！稍有常识的人读了会笑掉牙齿！”按吴组缃先生确实记错了，是1932年10月温源宁打算介绍钱先生到伦敦大学东方文学院教中国语文。这事儿钱先生当时就飞快地告诉父亲——“得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然儿勿太自喜！”（见钱基博《谕儿钟书札两通》，《光华大学半月刊》1932年12月号）《国立清华大学年刊1932》也记载了：“级友钱君钟书更以中西文学兼优，荣膺英国伦敦大学文学讲师焉。”

时间:2002年6月26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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