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情节的情感因果关系 －－-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在导致悲剧的原因中，唯一支持兰芝的家长，是她的母亲。她以女儿的情感为准则，拒绝了两次求婚。她如果不是这样尊重女儿的感情，而是说服、诱导女儿改嫁，那只能是另一种悲剧，虽然，也许不是死亡的悲剧。

从刘兰芝的兄长方面来看，其因果是世俗的的：“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这个逻辑的因果，是彻头彻尾的实用的，完全不讲情感的。作者把这个兄长的的世俗实用观念设置为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为了反衬主人公的情感因果。

从情节来看，它的特点，是非常丰富的的、多元的情感因果；然而它又是非常单纯的，多元情感因果，集中在一元的结局上。

五个人物，从五个方面，出于五种不同的动机，把压力集中到刘兰芝的焦仲卿身上：要么牺牲情感，屈从世俗的价值准则，各自嫁娶成婚，忍受长期的、隐性的情感煎熬，要么，把情感当成最高准则，以死亡来抗议。从这五个方面的因果统一为完整的结构，可以看出，长诗的情节是非常成熟的。要知道，当时甚至稍后的叙事作品，具备小说的雏形的《世说新语》，魏晋志怪，一般还只是片断的故事，因果关系并不完整，就是完整(如周处除害，宋定伯捉鬼)，也只限于理性的，或者超自然的因果。其规模，也只是一个因果。而这里，却多个人物，几条线索的情感逻辑集中到死亡的别无选择上。

长诗的统一和完整，不仅仅表现在叙事情节的统一，而且表现在抒情结构的有机上。

这是一个悲剧，一个抒情性质的悲剧，“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开头就确定缠绵缱绻的基调。而在结尾处，又是大幅度的抒情：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 

开头的孔雀变成了鸳鸯，在缠绵缱绻的调上高度一致，而且有所发展，枝枝相覆，叶叶交通。仰头相鸣，夜夜五更。在浪漫的欢乐上又有所提升。

其次，五个人物，也从这个完整统一的情节中以各不相同的逻辑，而获得自己的生命。同样的刘兰芝的家人，其母亲与其兄长就炯然不同。也许其兄的粗暴个性显得比较单薄。但是，在情节上，却特别的有机。其兄对刘兰芝具有超过其母的压力，也是刘兰芝最后选择死亡的近因。作者很有匠心地在这个人还未出场就作了伏笔，在和焦仲卿相约重圆的时候，就有提示了危机：

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 

这一点不可小觑。这种为最后的结果，埋伏结果原因的手法，出现在早期叙事诗歌中，可以说是超前早熟的。要知道，在叙事文学中，这种手法的运用，差不多要等到《三国演义》才比较自觉。在短篇小说中，就是在宋元话本，还不普及，通常是采用“补叙”的手法。《京本通俗小说》中有经典性的《碾玉观音》，写郡王家管绣花的秀秀和给郡王家碾玉、刻制玉器的男工崔宁的爱情故事。郡王家失火，秀秀拿着包袱拉着崔宁要私奔。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结果，作者事先并没有显示充足的原因。相当于把枪弹打出去，事先却没有把枪挂在墙上让观众看到。作者感觉到了这一点，就在这时候“补叙”了几句：原来郡王曾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来嫁与你。”崔宁谢了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死心，秀秀认得这个后生，却指望，但后来郡王忘了，于是秀秀采取了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就抽冷子跟他跑了。这样一个果断的行动就用这寥寥几笔补叙，不能算是成熟的办法。后来的小说就不是采取这种补叙性的作法，而是事先埋下伏笔。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把这种方法叫“隔时下种，先时伏着”：“《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奕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而已。……每见近世稗官家一到扭提不来之时，便凭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样的手法使得本来关系亲密的人物，在情感上拉开了距离，发生了错位。导致了亲人的死亡。从主观来说，就是兄长也是为了妹妹着想。“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希望妹妹化悲为喜，一心为妹妹打算，却把妹妹送上了死路。发生在刘兰芝兄妹之间的因果同样发生在焦仲卿母子之间。关系越是亲密，心理情感的距离越是扩大，后果越是严重，就越具悲剧性。越是具有悲剧性，人物也就真有个性。

当然人物之间，拉开距离，错位最曲折的，也是最动人的，要算是刘兰芝和焦仲卿。

焦仲卿表面上看起来，对母亲是比较软弱的。但是，第一，这有一定的时代因素，魏晋之际，统治者，“以孝治天下”，不孝父母不仅是个道德问题，而是个法律问题，是可以治罪的。第二，从根本上来说，焦仲卿对感情是很坚定的。从一开始就声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最后，他虽然屈从母亲，但是这是表面上的，暗地里和刘兰芝密约。这明显是阳奉阴违。相比起来，刘兰芝则不服，而对焦仲卿都有点赌气的：“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而且对焦仲卿的密约，也有点矛盾：一方面，和焦仲卿一样是山盟海誓“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则又担忧哥哥作梗。这个刘兰芝的形象，不像后代类似题材中的女性形象那样比之男性更坚定，而是相反，更实际，更具外柔内刚的性质。她受到哥哥的威逼，居然不屑抗争：“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不但爽爽快快同意改嫁太守之子，而且决计马上结婚。这里显然是，反抗无望，废话少说。而正是这一着，拉开了她与焦仲卿的距离。焦仲卿一下子变得相当激烈：“贺卿得高迁！”，祝贺，已经是讽刺了。接下去更厉害：把当时的盟誓中的“磐石”和“蒲苇”的比喻提出来，几乎是责问：“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最后则是生离死别，分道扬镳，“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这个在母亲面前多少有些软弱的男士，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话说得一点余地也不留，可见其神态是有一点决绝的。这就逼出了刘兰芝的话““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可见刘兰芝当时同意再嫁是“被逼迫”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妇女在比之男性更多的是无奈。

虽然从态度的坚决来看，焦仲卿比之刘兰芝更为果断，但是，长诗的作者似乎对刘兰芝似乎更为钟情。这种偏爱十分明显。每逢比较重要的场景，给于焦仲的卿的，就是比较直率的语言，而给予刘兰芝的则是非常夸张的排比和形容，有时达到不厌其烦的程度。例如，一开头是：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

被遣回家时，母亲这样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

从修辞来说，这里有两点值得一提：第一是，重复不要说在诗歌中，就是在散文中，也是大忌。但是这里却是有意为之。虽然，刘兰芝在面对婆母之时自述：“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这种重复，实质是反复提醒读者，事实并不是如此。第二，所重复的句式，从散文观念来说，又属于一种流水帐似的的罗列。这里显示的是，一种特殊的、铺张的趣味，这种趣味不是文人诗歌的，而是属于民歌的，和《木兰词》中“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那样对仗工稳的唐诗句式，所代表的文人诗歌的精英的意趣不同，这是一种天真的趣味。但是，从内容来看，却不完全是民间的，而且也是精英的。织素、裁衣属于女工，可以说是平民的，也是正统意识形态规定的。至于“弹箜篌”，“诵诗书”，则无疑有文人的精英意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表现刘兰芝，从民间和文人两个方面进行美化，诗化，从人格修养(如对待小姑，留饰物以待后来者)多方面进行理想化。

铺张的手法在《木兰词》中的叹息，买马、归来，换装有着系统的展示。《孔雀东南飞》把这种手法全都用在刘兰芝身上。每逢有什么重要环节，作者都要不懂笔墨来铺张一番。如离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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