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简介(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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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杜甫的作品中，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反映。官军兵败，他便有《悲陈陶》、《悲青坂》之作，官军开始收复失地，他又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己临贼境》之篇；九节度使兵围邺城，似乎胜利在望，他写了《洗兵马》表现出当时的普遍心理。后来九节度又兵败邺城，为补贴兵源而大肆征兵，杜甫又写了《三吏》、《三别》对之进行反映……写时事并不始于杜甫，但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及时、频繁地写时事却是自杜甫始，可以证史，甚至可以补史之不足，如《三绝句》写渝州、开州杀刺史之事便未见史书记载。
　　杜甫的“诗史”还不仅仅提供了史实，更为重要的是，杜甫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于细微处见精神。所谓“一粒沙中看世界”，是说杜甫常常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折射整个社会在战火中承受的灾难。《新婚别》中“暮婚晨告别，席不暖君床”的岂止是诗中的那位新婚女子，《羌村三首》其一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又岂止是杜甫一个家庭。这样的写法既有高度概括性，又呈现出具体可感的生活画面。所谓“细微处见精神”，是说杜甫写时事不仅交待出完整的过程，而且还致力于细节描写。如《垂老别》写老两口生离死别时的凄惨：“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忧其寒”；《新安吏》、《石壕吏》写官军征兵时的强横霸道：“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归家时的境况：“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己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都写出了一定的氛围、一定的场面，淡化故事性而加强了生活色彩，更给人以真实感。
　　杜甫的“诗史”还把叙事、抒情与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度江洒江郊， 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里通过记叙生活中的琐事（茅屋为秋风所破，群童抱茅入竹）表现出哀伤、无奈之情，最后又通过议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三者相辅相承，在主客观的交互渗透中起到了“诗史”的艺术效果。
　　杜甫的“诗史”以古体为主，不过，杜甫律诗的成就也很高，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首先，杜甫拓展了律诗的题材，人称“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写”。在他笔下，乾坤之大，虫蚁之微皆可入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苦竹》）、“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除架》）、“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还白帝复返东屯》）…………笔力能如此收放自如，真令人惊叹。
　　其次，杜甫常常以组诗的方式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律诗当中的名作《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都属此类。以《秋兴八首》为例，第一首由夔州秋思而引发了故园之思：“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 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视为整个组诗的起兴；第二首便沉浸于回忆与感叹之中，主要表现了身世飘零之感“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第三首又从一己的身世转向浩渺的时空，抒发了时光流逝、壮志未酬的感慨，从而又引发了第四首对国事的担忧：“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后四首又是对前四首的复沓与递进，颇有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将深沉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杜甫的律诗在炼字炼句方面极有功力。他曾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一些诗句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打破常规句式却使音韵更和谐、更有表现力。以第二句为例，实际上是遵循“感觉优先”的原则，把对外物的感知过程都给还原出来了：先是感觉到下垂之“绿”与绽开之“红”，然后细察看出绿者是“笋”，红者是“梅”，最后又推究出使“绿”垂，使“红”绽的外因——风吹、雨润。如果写成“风折垂绿笋，雨肥绽红梅”便不仅仅音韵不谐，而且还不能产生上述的艺术效果。
　　还有，杜甫的律诗格律精严却又一气流转，佳句起到了“诗眼”的作用却又很有整体感。以被称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为例：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八句皆对且句中有对（第一句的“风急”既可与第二句的“渚清”相对，又可与本句的“天高”相对），如此精严的格律读起来却非常顺畅，毫无生涩之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传诵千古的佳句，在全篇有画龙点晴之妙，可是它又与其他句子相得益彰，组成了有机整体。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文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傲视王侯的狂兴、昂扬向上的精神与盛唐时相比都黯淡了，强劲之音减弱了，诗人在无奈的现实面前更多地表现为寂寥凄清的心境、清幽淡远的格调。例如韦应物、刘长卿以及“大历十才子”的作品。韦应物曾任苏任刺史，人称“韦苏州”，他的《滁州西涧》是传诵千古的佳作：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全篇的诗眼是一个“幽”字，正是因为“幽”，涧草更纤弱、惹人怜爱，鸟声更能衬出丛林、急雨、春潮之交响，小舟更寂寞，人也更孤独。感伤是淡淡的，安慰也是淡淡的，在整体的大寂寥中营造出顾影自怜的小天地，风韵有余而气格不高。这首诗可代表韦应物诗歌的主要风格，他颇为人所称道的“心如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赠王侍御》、“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细雨》）、“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等佳句都具有这样的风格。
　　刘长卿的五言诗写得比较好，曾自许为“五言长城”，最有名的莫过于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用语简练而能而能表现出难以言说的冷寂落寞之气。
　　与韦、刘同时的重要诗人主要是“大历十才子”。“十才子”之名始见于中唐诗人姚合所编的《极玄集》，是指钱起、卢纶、李端、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这些人才能不一，但诗风很近，所以有“十才子”样的合称。其中，钱起公认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其《省试湘灵鼓瑟》颇负盛名：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大历十才子中，韩翃的《寒食日即事》也是名作：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些诗都师法谢朓，写得精致工整，清雅闲淡。 
　　十才子中的卢纶曾去过边塞，有些诗颇有盛唐边塞诗的流风余韵，如《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大历十才子之外的另一位诗人李益写出更多优秀的边塞诗，在大历诗风的主流之外别树一帜。他的边塞诗中七绝写得尤其的好，如《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样的诗可视为盛唐边塞诗的延续，不过多了些感伤与苍凉。
　　大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酝酿，唐诗在元和年间又形成了中兴的局面，名家辈出，异采纷呈，其中主要有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韩孟诗派的诗歌风格可概括为“不平则鸣”、“笔补造化”、崇尚险怪、以文为诗等。
　　“不平则鸣”（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强调的是诗歌的抒情特质，淡化了温柔敦厚、重视伦理的传统诗教观。以韩愈为例，他虽然很强调儒家的“道统”，注重道德修养，可是正因为“不平则鸣”的主张而没有使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伦理教化的工具。“笔补造化”（出自李贺的《高轩过》）强调的是诗人的想象力，韩孟诗派发展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以险怪矫正大历诗风的平弱，在作品中颇多奇句。如孟郊的《怨诗》：“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以荷花被泪水浸死写哀怨之深，想象甚为新奇；韩愈“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巨刃磨天扬”（《调张籍》）更是典型的“笔补造化”之句。不过，要说到想象力，韩孟诗派中还应首推天才诗人李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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