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标签：高一册同步教学,高中语文知识,http://www.350xue.com 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
结构的松散不是说明他的叙事意识流畅，而正是相反，松散实质是心理沾滞的表现。如果说钱钟
书是比喻大师，是捕捉喻象的猎手的话，那么在他的创作心理上，同样也会出现被“猎物”反咬一口的情形，从而造成理智有增而情感反而有损的局面。
    这样看来在钱钟书创作中确如文学史家所说的理智一直在控制着他的情感。这种抑制在创作中是有规律可寻的：开始弱，逐渐增强，增至极值时又降下来，成马鞍型。钱钟书对这种理智感是有
自觉的，他总想放松自己，让一直紧绷着的理智弦舒缓下来，但很艰难，只有当叙事完成一个段落或全部完成时，才出现抑制的零度，就像在紧张工作之余或中途暂停松口气一样，钱钟书的情感才
有完全的抒发。因此，在钱钟书身上才会出现这一奇特的现象：他的作品每在片段或篇章结尾时陡然出现前所未有的感情抒发，这时情感浓度达到饱和，从而形成极富感染力的抒情：这船，依仗人
的机巧，载满人的扰攘，寄满人的希望，热闹地行着，每分钟报沾污了人气的一小方水面，还给那无情，无尽，无际的大海。（《围城》第一章第二段结句）
    上述语句段落，音节铿锵，词采宏壮，其中腾涌的感情是丰盈而绵密，沉郁而昂扬。尤其是《围城》的尾声，诚如杨绛所评的令人“回肠荡气”。  钱钟书创作的艺术情感峰值在结句出现的
事实，充分说明他在创作过程中情感受抑的严重程度，没有前面过多的压抑，就不会有最后的反弹和喷薄。
    2.情来扰理哲学思维的高强度介入不仅造成对情感的抑制；同时，文学创作毕竟是情感抒发为主体的，情性还是占优势的，它对于来自智性的负作用力，不仅自身会有盈亏补偿和反弹，而且反
作用于理智，弱化理智的穿透力，从而也遏制作者的哲学企图。《围城》就出现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哲学主题与整体文学形象还有脱节，也即生存困境的揭示没有完全到位。正如杨绛所说
的，如果能让方鸿渐和唐晓芙结为眷属，再吵架闹翻，这样结婚如进出“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辟了。
    这里没有透辟下去的原因，我认为在于：钱钟书艺术情感哲理化有些过火，从而在“紧”的心理态势中出现了一种失控。自“诗化哲学”兴起以来，文学就开始觊觎哲学的王冠，但是，小说创
作的哲学追求是有限度的，这个“度”就是作家感性和理性的谐和，理性不是去抑制而是规范情感，情性不是去柔化而是去强化理性，而钱钟书过甚哲学企图下的“紧”恰恰造成了两败俱伤的情理相厄。《围城》末章，当所有“围城”喻象全部退出小说叙事时，钱钟书有意识地增加一个新的意象：那只每小时慢七分钟的老爷钟。但是，这件反复出现以至最后替“围城”送终的传家宝象征内涵非常浅白，尽管我们知道它是钱钟书的苦心经营。一些论者往往未饮先醉，赞叹绝倒，横说竖说，以为有无穷深意。我认为此“钟”典出丹麦哲学家基尔恺郭尔《非此即彼》一书，基氏以一落伍时钟喻荒诞，此钟可谓善作长鸣状，每逢到点敲撞时，每隔一刻钟撞一次，因而要报完十二点整，需要三个小时，这样钟声永远落后于时间，而时间又恰恰寓身于声中响，那就陷入一种荒诞：时间自己与自己不相符。基氏以此来喻人生的荒谬，理性无意义正如此钟刻划时间而又混淆时间。钱钟书借取此典时，稍作变动，“长”鸣变“慢点”，但时间自我混淆或迷失这一根本喻意未变。因而，方家传家宝象征语义是有限的，最多是指称方鸿渐自我迷离，无出路的情形，而绝非“深于一切”，“包涵一切”。  但是，照钱钟书的精心设计和结束时高度的形而上提纯来看，此“钟”是要派大
用场的，它不该是一个普通的意象，而该是上升到本体象征的，但从上述分析看来，“钟”实际上没有达到预期效应，与“围城”的本体象征性相比，它只是一个二级意象。钱钟书反复提示此“钟”
八次之多，可这老爷钟非常顽固和不识抬举，给人感觉总是一个挂在墙上的钟，而不是走在地板上与方鸿渐合一。为了避免这钟摩擦，作者不惜动用“武力”来强生捏合，让孙柔嘉说出丈夫的脸象
钟：她瞧鸿渐的脸拉长，——给他一面镜子——“你自己瞧瞧，不象钟么？我一点没有说错。”鸿渐总于忍不住笑了。
    很显然，“钟”很勉强上升为一个本体象征性的意象，但是它的单义性又顽强地否定自己有“围城”那么深邃闳阔的意境。那么，钱钟书为什么会出现人为拔高意象的情况呢？我认为他的哲
学企图过于高鹜。
    钱钟数“紧”的创作心理态势是他创作个性的重要表征，是深植其自身的，与其心理优势连根并蒂。钱钟书作为一个能真切进入哲学思维境界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创作既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
的独特的心理优势，即诗与思的谐和，这使他的创作取得哲学品格与艺术品位双峰并峙的成就。但是他的身上又有比一般作家更难以克服的心理弱势，那就是诗与思冲突带来的“紧”的心理态势。
这种态势贯穿他的全部文学创作尤其是在现代形态的作品中。在《围城》创作前，钱钟书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必要的创作经验，丰赡锐利的学识，深刻的情感体验尤其是抗战爆发后不久烽火三千里辗转谋食于楚地的旅途所增殖的人生经验，对此钱钟书是很有雄心的。《围城》所具有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双重品格证明了他的自信。但是文学创作是个很精微复杂的机制，它不是面粉加水
式的和面，而是钟化合，原先准备好的各单项因素会有相互消长，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对抗性和干扰性情况。
    上述冲突在小说前半部分是不明显的，其中去三闾大学一章更是写得机趣凑泊如鱼游活水，丝毫没有“紧”的感觉。但自兹始，清理明显失衡，小说的色调也逐渐灰暗起来，尤其在最后两章，
冲突失衡到了极点，这表现为作者突然转换中心意象（“围城”被“钟”代替），但不甚成功，终使整部小说在创作心理抑制和抑郁中，匆匆收场，留下读者的遗憾和作者日后持久的不满。这充分
说明“紧”的态势已经成为钱钟书的创作心理障碍，严重影响了他的艺术创造力的正常发挥。
    整部小说的阅读感受就好像一次长途旅行，先是有说有笑，留连窗外景色，继而开始沉默沉闷，最后列车被黑暗的隧道吞没，永远也驶不出来……
    三钱钟书的创作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智性型作家群最高的文学成就。他的创作可以视作为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偏见”——一个偏离文学发展主潮的作家隔岸观火照中发表的精审
的见解。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评估过高，但他给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价值应允重视。
    20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主潮是情性的高涨，智性型作家如宗白华，许地山，冰心，废名，卞之琳，冯至，钱钟书等，其中不乏雄视一代之才，但终未能成大格局来力挽狂澜；梁实秋对文学纪律
的谆谆告诫声，在山呼海啸的浪潮中微若蚊蝇，甚至让人觉得有些迂执可笑。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情大于理”的倾向。
    在此情形下，钱钟书和梁实秋就旁逸出文学主题，偏离了历史发展的中轴线。现代中国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整个人类生存困境的焦虑，而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不是以理节情式的平和敛抑，而
是高歌入云的昂扬亢奋。而梁实秋和钱钟书恰恰相反，不是积极介入，而是相对冷静地观照，他们不像鲁迅那样荷戟血刃，而是执卷旁观。这就造成一种过于强调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性而忽视文学
社会教化功能性的理性的“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梁实秋和钱钟书不期然都以“偏见”自况。
    这钟理性的偏见在钱钟书身上表现为有一定审美间距的刺透性观照，这种观照因而往往以从上到下俯视的方式出现，更具有一股审视的气势。我认为刺透性的观照成为钱钟书的一种生存方式，
严格来说，钱钟书的本色不是作家，也不是学者，而是一个书评家，他一生都以一个书评家的面目出现，以评点的方式观人阅世。而他的文学创作又是对人生这本大书的评点，如他《写在人生边上》序文所云。因而刺透性的观照把作家的钱钟书与学者的钱钟书化通为一，也就是说在“化”这一层上，钱钟书的文学批评往往是一种创作，他的确创作又是一种批评。因而，当我们把钱钟书全部现代形态的文学创作是在“隔岸观火”，观照的洞明既可以观照出钱钟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以鉴示下个世纪或更长一段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走向。
    我们不否认以《围城》为代表的钱钟书文学创作有着杰出的艺术成就，也承认他的创作心理优势和“曰古曰新，盖脱然两忘之”的创作雄心。但由于种种原因，钱钟书始终游离于时代地漩涡之
外，对那个时代最严峻最迫切的主题没能够予以深切的观注。钱钟书于文学主潮的某种程度的游离，使他只能代表与他气质类型相近的智性型作家群来完成中国作家在文学思考的哲学思维化上的一次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读《伊索寓言》——论钱钟书的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