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之二

间世哲学

与孔子从人世出发归结出本原性的道不同，庄子和老子都是从对宇宙自然的认识出发得出道的核心思想，因此两人在道的观念上基本一致，但他们在对道作用于人世的途径的看法上却很不相同。鲁迅在《汉文史纲要》中说：“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也就是说老子借天道阐发政见的意图很明显，而庄子则以批判和否定人道为目的，大有另辟蹊径来解读人世的想法。应该说出现这样的区别与庄子身处的历史背景有一些关系。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当时周室已然衰微，诸侯纷争，并厚招游学之士，欲使其为己所用，而各方志士则欲救世弊，穷竭神虑，著述立说，于是以人力救世之学并起，这些学说绝大多数是人与人争斗之下的产物，是为诸侯所用的政治工具。身处乱世的庄子清醒地认识到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为目的的人道非但不能使人世契合于清静无为的天道，反倒是背离道途使人世愈加纷乱不堪的重要因素。因此庄子之道是在以天道批判人道，从保全生命本质出发形成的一套以养生和间世为内容的思想体系。

养生之道是庄子对生命本质的价值判断，在他看来道赋予人的唯一形式是生命，所以生命本身才是判断其价值的最高标准，而其他任何价值标准都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因为像儒家那样只以生为基点的“有为”学说忽略了道赋予生命的全部是生与死的统一，是天命固然，人力无法控制。因此以人道来评价人世且欲尽人力以救世不仅是徒劳，而且还是对生命无谓的损耗。他认为人生应该做也是可以做的就是养生，即顺其自然的保持生命的本来面目，使其不受来自生命以外的任何干扰。他以 “庖丁解牛”来形容养生之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却，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胍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磔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他把生命视为庖丁手中的刀，要使其既锋利又耐用，就必须“以无厚入有间”的方法使用。这里的“无厚”可以理解为没有人为设置标准的生存状态，“有间”则比喻道赋予人由生至死的过程，“以无厚入有间”得到的就是游刃有余的养生境界；而与之相反的生存之道犹如“割之”、“折之”的使用生命之刀，带来的就只有生命的损耗，且越无视天命固然，损耗就越快。

很明显养生之道不仅是庄子对生命存在的判断，更是在对自己所处环境中的人道思潮的批判与否定，指出了人道价值观念的局限和施行时必然面临的困境。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理解庄子对人道的批判与否定必须有“违背天道”这个前提，他只是对以人道为基点的价值判断进行的批判，且否定由此而形成的是非、成败、名利、荣辱等人世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在对人的生命价值作否定。如果他连生命本身也否定，那就真像鲁迅说的“自无为而入于虚无”了，如此的话他就决不会提出养生，直接说生不如死岂不省事的多！尽管我们无法当面问庄子，但从庖丁在三年中逐渐领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解牛之法，就可以看出庄子还是很赞成了解客观存在的，只不过他认为因之固然要学会遵从，而不是“知天命不可为而为之”，因此我认为庄子绝不是个视生命如草芥的厌世之徒，而虚无主义则更是无从谈起。

然而，庄子虽然提出了循天命而行的养生之道，但他毕竟生活在人道盛行的现实世界，在批判与否定人道的同时，还面临着人世的实际生活，还必须应付人道给他这个遵天道者造成的种种不便和麻烦，于是庄子得出间世之道。人们一般会有这样的误解，以为处世之道只有两种，行人道者为入世，反之即是出世，庄子被习惯性的归入出世者的行列。其实以人道为界的两分法本身就有毛病：其一，人道不统一，儒家以仁为道，墨家以爱行道，法家以君掌道，以何为准呢？如果以天下盛行者为入世之道，那么仅以所举的三家中就必有两家为出世之道，然而事实上他们都应该是人道。这样一来出、入世的处世就变成了人道成败的标准；其二，人道以世用为目的，政治实用性太强，使得其界定范围不合理。入世者这一边特点鲜明，当然容易辨认，但出世者这里就有些鱼龙混杂。虚无主义者、愤世嫉俗者、悲观厌世者、愚笨无知者加上大彻大悟者抑或还有其他不以世用为目的者都扔进一个篮子里，难免让人对出世之道产生种种片面的误解，显然对不具有政治实用性的思想有“扔进篮子都是菜，不分萝卜和青菜”的弊病。再从庄子这里看，他并非对人世漠不关心，只是不愿意在他认为徒劳的价值体系中耗费精神，他是在另一条道路上探索有利于人世发展的途径，因此将他归入由人道为标准的出世者的行列是很不恰当的。

从所处的现实看，庄子尽管以独立于人道之外的态度处世，但这主要是由于潮流不合其理想，他要“立于天而间于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他的间世之道更多的带有批判性，是对现实的一种回应。间世之道的主旨就在于“无用之用”，是其对人道赖以施行的形式——政治手段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热衷于政治的人而言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树木是因为有用才招来的祸害，人的有为也同样啊！他深刻地揭示了宣道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暗示宣扬人道救世者热切执着背后隐藏着的祸患，接着他以散木的：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来说明无用的用处，是对宣道者应尽早抽身的告诫。然而，后世却绝少有人能从他的告诫中真正领会间世之道的用途，反而滑进了出世的极端之中，不是厌世、愤世就是假借出世而入世，实在辜负了庄子的一番苦心。

间世之道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们在乱世之中也能得到符合天道的养生，具有很明显的实用意图。然而，思想一具备实用的特性，就难免会被人利用，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有庄子这般的深刻思想与睿智的头脑，更重要的是每个人所处的现实和应对的想法也不同，所以吸收庄子的思想也千差万别。纵观后世庄子思想的影响可以发现，正是由于儒家人道思想在人世的盛行，加上庄子之道那仅有的一点实用性，使得庄子理想中的无为变成了一种无能为力，甚至很不情愿的跑到了所谓人道的另一面去了。这位先秦时代最伟大的思想批判者在畅游天界的闲暇之时，如果回眸一眼人世不知能不能做到“安时处顺、哀乐不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