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龚自珍

    少年时便晓得有个诗人叫龚自珍，不是因为渊博，而是在当时人手一册的毛选中读到了他的名字，还有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这首诗打动了不少那时暂居山乡的少年，他们学识浅薄却自命不凡，身处卑贱而心雄万夫。

    后来，那些少年中许多人凭着考分又进入了学府，一时更觉得风雷可恃，不时要将这诗吟颂一番，同时更认定了龚自珍是一个很相似的朋友，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

    我便是这群少年中的一人。及至年长，有机会细读了定庵的诗文，才发现他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纯粹是个诗人，他有经学的渊博，小学的严谨，杂学的恣肆，释道的瑰丽神奇……他是富于激情的文学家，更是一个勇敢敏锐的思想家，风流儒雅中荡漾着一股勃然不磨的英气。

    但他并非得志之人。

    他出身于书香仕宦之家，幼承家学，能诗善文。外祖父是著名的古文家段玉裁，他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然而，龚自珍不满足于当一个吟风弄月或光宗耀祖的文人。相反，他轻视周围那些“文格渐卑庸逼近”的士子，他葆有强烈的个性，如他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

    他也并非洁身自好之人。他关心国家大事，提倡经世致用，精研西北历史地理。在诗中自道“九边烂熟等雕虫”。九边，原指从辽东到甘肃的九个边防重镇。九边烂熟，就是深谙边情之意。又有诗道“掌故罗胸是国恩，小胥脱腕万言存”。他一家三代都曾在礼部作官，因此得以多闻父老前辈之言，熟悉皇朝的典章制度与政体改革，这些掌故并非现今报章的补白或花边新闻，正是当时经世之学的必备学问。他和当时一批有志之士如魏源、林则徐过从甚密，林则徐曾对他禁烟和杜绝白银外流的建议作了回复，信中说“责难陈义之高，博识宏远者不能言，非关切深注者不肯言。”李鸿章也对龚自珍极为推许，他在文章中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于今日”。可见自珍的经世之学并非书生徒托空言。

    自珍的个性和才情，注定了要在官场屡屡受挫。憔悴京华，官不过六品，却仍力言警世。因胸中有许多见识，许多感慨，笔下自然言之有物。当周围文士一片“天下升平，超唐迈汉”喧闹之时，他已洞察幽微，看到了潜伏中时代危机，预言衰世将至。在他的诗中，常常以黄昏和秋气来隐喻王朝的悲凉没落：“夕阳忽下中原去”、“忽忽中原暮霭生”、“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迁恋路旁鸭”。岁之将暮，日之将暮，堂内的燕子路边的乌鸦还做着春梦。龚自珍认为，知识分子在腐败的社会中是难以独善其身的，如同他诗中所写的，“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

    就在自珍辞世的前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历史揭开了百年屈辱的序幕。

    定庵弱冠之时，段玉裁对他期盼殷殷，年近八旬的老人勉力作书，告诫外孙要“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外祖父的期望没能实现。定庵忧时忧世，热衷政治改革，对考据兴趣不大，进不了名儒之林；讥刺时弊，一身傲骨，仕途蹭蹬，与名臣也无缘；不拘细谨，任意而行，文名既噪，狂名亦播，倒是成了名士。

    虽为名士，定庵却少有自伤自怜或怨气冲天的病态，他依然自信而充实。在他辞世的前两年，写下了总结一生的感慨之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处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他的预言有如先知，今天，历史进程已充分显示出，无论在政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上，龚自珍都是一位开一代风气的人物。他那些剑气箫心郁怒情深的诗文，百载之后，仍然魅力无穷，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书生少年。

作者简介：

    徐学　  1954年生于广州，现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语文学研究室主任，学术著述有《隔海说文》、《台湾文学史》、《当代台湾散文综论》、《厦门新文学》及论文近百篇。近年致力于散文创作，已结集出版《陀螺人生》、《窗里窗外》两种。

    为厦门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中华台湾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丁玲研究学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