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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教参：有关资料）

浏览次数: 172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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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侧重于对卡夫卡的作品进行社会分析，侧重于研究卡夫卡所处时代的特征：帝国主义的战争和社会主义的崛起；侧重于分析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卡夫卡的社会地位，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小人物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表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被异化的骇人画面，暴露了统治阶级、官僚机构的腐败实质。

第四类则是从卡夫卡的生平和心理入手。认为他的作品既然是他内心生活的反映，就一定可以在他的实际经历和内心活动中找到与书中的描绘相对应的事实，从而得到解开其作品意义之谜的钥匙。这一类的分析特别重视卡夫卡父子间的矛盾和冲突，以此为主线去解释卡夫卡的作品，认为完美的例子当推《判决》和《变形记》。然而据卡夫卡亲人后裔的回忆，卡夫卡的父亲并非是一个专横暴戾的父权的典型，所以有人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如《致父亲的信》其实是卡夫卡极敏感、极脆弱的病态心理的写照。卡夫卡1920年有过精神崩溃，所以他的作品，特别是晚期作品晦涩难懂，近于梦呓，多反论悖论，按正常的逻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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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难以理解。

随着卡夫卡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第一，对卡夫卡的任何一种解释只能是在局部上讲得通，在全部著作的范围内则往往难以自圆其说；任何一种解释一面促进了对卡夫卡的“理解”，一面又孕育了见木不见林的危险，以局部代全体，以主观代客观，反而曲解了卡夫卡。第二，无论从神学、哲学还是社会学、心理学出发来解释卡夫卡，其实目光都只是局限于作者、作品以及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忽略了对作品即文本、读者以及文本在读者之间关系的研究。随着文本语言学和接受美学的兴起和发展，大致上从60年代起对卡夫卡的研究有了新的方向。

卡夫卡叙述手法的特点，是叙述者与主人公合而为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只能通过主人公的感官才能获得信息，再也没有旁观的叙述者出场来向读者解释情节发展的前因后果。从这一点上讲，卡夫卡和法国的普鲁斯特(他打破了叙述的时间顺序)以及爱尔兰的乔伊斯(他采用了独白形式的意识流手法)一起改革了传统的叙述艺术。

先分析作品对读者的召唤结构。第一，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慢慢消失了，读者和主人公之间一开始就建立起直接的交流；第二，卡夫卡的作品往往超越时空的限制，与客观世界没有特殊的关系，一切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都没有直接的反映，这样给读者的想像力留下了纵横驰骋的活动余地；第三，卡夫卡的语言像日常生活用语，简单而生动，又像法律用语，严密而精确。他对事物过程的描述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冷静而且细致；解释事务的因果关系逻辑严谨，推理缜密，无懈可击，读者难以摆脱作者的逻辑；第四，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非现实主义的内容，一场幻想过分地逼真便成了一场噩梦；第五，他的作品具有多层次交叉在一起的多元结构，按一种结构往往难以读通全文，即使读通，比照其他作品又往往读不通，这样就迫使读者去重读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去不断寻找新的结构。每一次都要推翻前一次的推测，每一次都要从零开始。

评论界对卡夫卡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视之为珍宝，有人斥之为“无聊透顶”；既遭到纳粹的明令查禁，又享有战后哲学界的热烈推崇；有人将他贬为“资产阶级的颓废派”，有人则褒奖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黑暗。卡夫卡的艺术成就正在于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产生多元内容的潜力，在作品和读者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通过卡夫卡，读者得以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表达自己的工具。卡夫卡对中国的文化怀有特殊的兴趣，当代德语作家卡奈蒂就称卡夫卡为“西方惟一中国式的作家”。

卡夫卡钻研过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著作，对于中国文学，卡夫卡的兴趣主要在诗歌上，他喜欢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

(选自张玉书主编《20世纪欧美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三《变形记》的艺术特色

《变形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

《变形记》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成功地把虚幻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实”和“虚幻”是构成“卡夫卡式”小说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没有交待任何原因，格里高尔清早一起来就变成一只甲虫，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虚幻的怪事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的。而并没学什么法术的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似乎早有准备，几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异和惶恐。就像他只是患了头痛脑热一样。整个过程中，他只说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尔后，他又像正常人似的想他的差事，想着他五点钟要去赶火车。以后整个的作品几乎就是沿着他与差事这条线索展开的。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形，并不是在他如何变形，为什么变形上着笔，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周围环境。格里高尔变形了，而环境却毫无变化；还是那个“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的房间；衣料样品照旧摊放在桌子上；他最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那幅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此外，小说完全没有浪漫主义惯用的那种浮华的语句，语言十分平淡无奇，既没有富于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也回避了专门的艺术描写手段。作者只是用平稳的语调，像新闻报道一样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地说明情况和记叙过程，不发表任何评价。

当家里人因叫不开门在外面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当他的声音里“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出来”的时候，他似乎没事儿似的，认为“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而整篇小说里，作者几乎一直是用这样的笔调，用这样的态度来叙述格里高尔变形后发生的一切，使小说中虚幻的梦境，难以置信的幻象跟日常生活场面，街头即景等具有了相同的意义，其间没有根本的对立，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泯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在这里，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到虚幻，幻象变成了“现实的”“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与现实难解难分了。人异化成甲虫，这应该是荒诞的了，但经过卡夫卡高超的处理后，好像是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了。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妙不可言的效果，除了上述语言上的技巧外，还抓住了社会现象，即从生理上看，人变成甲虫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但从社会现象来看，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手段、资本和机会，就无异于一只甲虫。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异化成非人，早已司空见惯呢!因此，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数学的原理、语言的句型。而这“升华”也是把“卡夫卡式”艺术大厦中的两块“砖”——现实和虚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黏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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