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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教参: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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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奇异为平凡,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入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梦魇般的非现实的、好像又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画图,这就是《变形记》的根本的艺术特色,也即是“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摘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四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悖谬”和真实性

我国读者在接触卡夫卡的作品的时候,还涉及另一个哲学命题:“异化”。“异化”的概念首先出现在19世纪德国的一些思想巨人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的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地消化了前两位哲人的观点以后,沿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思路对这一概念作过如下的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显然,这些新的哲学概念的创始人,已经注意到社会化的机器生产的出现给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他们由对生产体系的支配地位变成了被支配地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后,“异化”概念的内涵大为伸延,仿佛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努力都在向自身利益和愿望的反面转化,从而导致人的生存陷入更为全面、深刻的危机和困境,不仅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社会的、自然的)的关系日趋异常和对立,而且人的主观世界也发生疑问,又面临“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困惑,仿佛古人镌刻在古希腊神庙墙上的那句铭语“认识你自己”又复活了!

哲学与文学“嫁接”,总要发生一些变异。“异化”思潮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就出现各种面貌,概括起来看,表现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要么人不接受世界,要么世界不接受人;表现在人的自身矛盾中,是人的自我失落与迷惘。现代心理学,尤其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在这当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为“寻找自我”扩充了一条重要渠道。卡夫卡在理论上对“异化”没有发表过什么看法,甚至连“异化”这个词也很少使用;偶尔见到,那都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它,而是作“疏远”解释。然而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所显现的世界,正是哲学家们想阐述的“异化”世界:作品中人的那种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放逐感、压抑感;客观世界的那种障碍重重的“黏滞”性,那种无处不在的威权的可怖性,那种捉弄人的生命的“法”的滑稽性,那种屠害同类的凶残性……正是哲学家们想描绘而不能的令人沮丧的世界。至少它在萨特那里引起强烈共鸣,无怪乎卡夫卡成为萨特笔下提得最多的作家之一。

在“审察世界”,或者说在揭示人类生存的“异化”现象的时候,卡夫卡常常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他正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中提出怪异事件来,让大家惊诧,发现自己平时忽视了什么,好比一个魔术师突然从观众席中钓出一条鱼来,这时人们才恍悟:身边有鱼怎么没有注意呢?!当然,卡夫卡使用了一种艺术手法,一种“间离”技巧,或曰“陌生化手段”,借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启悟人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洞察现实,进而向人们提供一条思路,认清自己的可虑的境况。生活往往由于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所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乃至理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夫卡所做的,无非是把人们从“当局者”推到“旁观者”地位,为此他常常借助于动物题材以增加他的“推”力。动物没有被文明化、社会化,它们不懂得什么伦理、道德、宗教、法律等种种社会规范,与原始阶段的人类较近似。卡夫卡在观察和表现人类社会“异化”现象的时候,总想追溯人类久远的生存状貌,唤回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被遗忘了的记忆,以启悟我们明白今天少了些什么,又多了些什么。他认为动物没有累赘,通过动物更容易达到上述目的。因此他那些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都不是童话,也不是适合于儿童阅读的寓言,而是思想深奥的譬喻性小说,因而那些动物主人公,不论是较高等的,还是低等的,是哺乳动物还是昆虫,都是人格化的化身。

卡夫卡的思维特点乃至创作特点都与一个哲学术语有关,这个哲学术语就是“悖谬”。悖谬,一个事物两条逻辑线的相互矛盾与抵消。这在卡夫卡那里,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种美学特征或艺术方法。这是一个关键性术语,不了解这个术语的含义,就很难理解卡夫卡的作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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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随笔或笔记里,常常有这样的描写:看见一个熟悉的姑娘,但又说不认识她;一个阳光灿烂、游船如梭的地方,他描写得很详细,但最后却说没有见过它;《法的门前》的门警不让那位乡下人进去,却又说这门只是为他而开的;当约瑟夫·K(《诉讼》主人公)被宣布逮捕时,他是那样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但最后被提出去处决时,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在这部小说里,显然有两层意思:在形而下即现实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他犯什么法!)但在形而上即真理或道义的法庭上他又是有罪的;(因为他作为银行襄理也无视过平民的求告。)这种悖谬思维甚至也贯彻于他的生活原则:他那么渴望婚姻和家庭,却数次订婚又解约;他视写作为生命,最后又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几乎一生都与父亲不和,曾写了那么长的信(三万五千字)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以致那封信交都没有交出去;他分明说,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致任何障碍都能把他摧毁(很像是),但别的场合又不止一次地说,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确实是);……他似乎总是在不停地建构,又在不停地解构。他到底是谁?自己都表示怀疑。

但当卡夫卡把这种思维特点作为艺术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时,却构成一种绝妙的审美情趣。《饥饿艺术家》中那位主人公以饥饿作为表演手段并作为艺术追求,他饿的时间越长,意味着他的艺术成就越高,他一心要把他的艺术推向顶峰,这就构成悖谬:他的艺术达到顶峰之日,即是他的肉体消亡之时。小说中另一个悖谬结构是:饥饿艺术家死后,他表演时所呆的那只铁笼子里代之而来的是一只年轻的小豹,它响亮的吼叫表明它“浑身上下直到每个牙缝都充满了力”。于是,在这只铁笼子里,一个奄奄一息的虚弱的生命消失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强壮的生命出现了。仿佛后者是前者的“涅”——多么有意思的新陈代谢!再看《城堡》主人公K,他为在城堡(官府所在地)管辖下的村子里取得一个临时户口,奋斗终生而不得,最后临死时,当他不需要这个户口时,却又给他了!你看,一个求之而不得,一个想要又扑空!上一段举的关于他的思维方法的例子,都可以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地方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卡夫卡笔下常出现这样的情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处于不断的来回滑动或摆荡之中。

在《城堡》的另一个稿本的头一章里,主人公K在一家旅馆要求一位女招待帮助他,说他要完成一件紧要任务,为此他必须把其他一切不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东西“都要残酷地镇压下去”。

这个紧要任务就是前面提及的,他要把世界“重新审查一遍”。这可以说是卡夫卡的终身使命,是他创作的总宗旨。自从他在文学上初露锋芒(1912年),直到去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时间对他是最宝贵的,工伤保险公司的那个饭碗成为他最大的苦恼,他曾要求父亲资助他两年,以便暂时离开这个职业,以专心于创作,可惜为商的父亲没有这个眼光,未予答应。他只能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为此他恨不得弃绝一切与亲友的往来和社交活动,躲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除了吃饭,都用来写作。他睡眠很糟糕,失眠还得写作,常忍着头痛。他不愧是个“多情的种子”,先后爱过好几个女子。他也渴望有个家庭,有孩子,为此先后和两位姑娘订过三次婚,但最后都解约了!除了最后一次迫于父亲的反对,前两次都是自己考虑的结果。为什么?笔者研究过他的日记,根本原因还是为了文学。他把写作视为“最大的幸福”,实际上把最大的爱献给文学了,他和文学结下了“姻缘”,有排他性了。一切有碍于这一“姻缘”的,都要受到“残酷的镇压”。“残酷”,这里是痛苦的代词。和菲莉斯的马拉松式的“结婚准备”扯拉了五年之久,婚约订了又吹,吹了又订,说明他是多么矛盾,这个决心是多么难下,最后还是吹了,是经过多长的精神折磨的结果!不难想像,这个“残酷”的决定,使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他自己最清楚,“肺病是菲莉斯”,是“镇压”婚姻欲望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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