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辱到抗争，由自在而自觉——解读《阿Q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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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辱到抗争，由自在而自觉——解读《阿Q正传》,
“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的存在。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阿Q的“恋爱”，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反映。而包括他的逃出逃回，甚至“革命”都可作如是观。[36]所以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
尤其，小说以集中的篇幅写了他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37]当然，正如吕西安·戈德曼说：“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依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38]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39]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40]作品不仅仅有揭示阿Q的“变态”的用意；在结构上，这一节是阿Q精神复苏的一个征象；（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点。[41]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42]
有关阿Q“精神虚无”的分析，[43]有欠公允。事实上，他无时不刻的在努力着他的对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虽然“革命”非常地荒唐，但他有幻想与努力，也说明其意识的进一步复苏。在行文的最后，在“救命……”的意识中，他则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其生命在瞬间消亡了。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和无生气，是容不得觉醒的意识的。这又与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的。
限于篇幅，就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写作虽非起于一时，[44]但自有其内在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从以上分析可知：阿Q“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与发展，构成行文的情节。[45][46]这是众多参考资料至今仍缺乏的地方。
本文参考依据：[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注释：[1]“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转引自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知识出版社，1986年9月）
[2]这当然是当时提倡的文学“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创作如此，而解释也成问题，看从何角度。依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的属于作者。
[3]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阿Q正传〉》中周作人把小说定性为“冷嘲”。成仿吾在1924年《创造季刊》二卷二号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而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 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闲话》）”（转引自《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4]所谓的“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精神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过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人教社教参第五册，1999年5月。下同）
[5]如对“李杨”爱情的看法，鲁迅不同于白居易，而在作家李准看来是庸俗的。见1993年5月22日《作家报》《海滨的谈话》。
[6][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02—103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
[7]《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
[8]何兆武《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文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文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则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读书》1999年5期）
[ 9] 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与思考的范围及研究的方向上。其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极其强烈的冲突，而前者又明显的占了上风。
[10]如作者有意夸大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写了几件突出人物该特征的典型事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因而是非常的“特别”的感觉。同时作者写作小说的笔法，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乃一种杂文式，简洁，议论，不自觉的介入作者的理性，因而它能够别开生面，给人一种强烈而突出的印象。并且在人物传神写照上，往往勾画几笔，凸现人物的灵魂，也很见出功力。
[11]与鲁迅是冤家的苏雪林曾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的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不能说是本色的。鲁迅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转引自曹聚仁《胡适和鲁迅》，《曹聚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
[12]王瑶很想在鲁迅的著作和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六章注释71）关于鲁迅如何利用传统艺术技巧的自述，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3]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夏洛安说，仅仅把鲁迅看着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和地狱的音响。夏洛安认为，“黑暗的闸门”所象征的鲁迅抗击的黑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烦忧的内心。……传说中英雄被压死这个典故本身就暗示着鲁迅意识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而自愿接受牺牲，正是这种意识赋予鲁迅作品以那种标志着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鲁迅作品里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他还说，“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但鲁迅“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尤其是，“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觉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转引自《病态天才的毁灭——夏洛安的鲁迅观》，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
[14]在解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代以来侧身于先知先觉行列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采取极为鄙弃的态度”时，何兆武认为，国粹与爱国二者并非一回事。国粹主义者往往并不爱国，爱国主义者又往往鄙夷国粹。在更深层次上说，正是顽固派以旧文化传统作为抗拒新思想的堡垒，才使得新文化的激进派对旧文化传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何兆武《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读书》1999年5期）而鲁迅就是其中最激进者。
[15]《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闲话》）”（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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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
从受辱到抗争，由自在而自觉——解读《阿Q正传》
“恋爱的悲剧”揭示了“精神胜利法”的虚幻的存在。小尼姑“断子绝孙”的骂声，使阿Q感到摸着小尼姑的脸的指头“有点古怪”“滑腻”，吴妈向他说起“少奶奶”在娶小老婆的事上闹气，“八月里要生孩子”等，使阿Q自然想到“女人”的事。阿Q的“恋爱”，完全是一个典型的合乎生物生存与种的延续的反映。而包括他的逃出逃回，甚至“革命”都可作如是观。[36]所以作品从第四章开始虽然也涉及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却重在以此暗示人物“不人”的苦痛，用笔有一个从油滑、影射到严肃的变化。
尤其，小说以集中的篇幅写了他的精神与心理状态。红烛高照下，其张嘴的睡态、一脑子的“胡思乱想”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复苏了的、本原的阿Q式的想法。这也是合乎弗洛伊德关于存在与压抑状况的一般说明。[37]当然，正如吕西安·戈德曼说：“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像弗洛依德所认为的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自我之间，而是存在于本我的冲动与构成一个人的意识的冲动之间。”[38]由于阿Q“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来这样做的”，这种想象的“创造就把这种不足置于一种以病态的心理来对付的周围世界之中”。[39]
一般分析家都不会放过阿Q玩弄小尼姑那一节文字。[40]作品不仅仅有揭示阿Q的“变态”的用意；在结构上，这一节是阿Q精神复苏的一个征象；（这也是全文的转捩点）而阿Q精神的复苏，亦即对压迫的解除，是需要一种成功的帮助的，而此举又恰恰表明了这点。[41]须指出的是，前面的章节里，阿Q并非没有成功的努力，却都以失败告终，所以他无法解除那种环境的压力，只能显示其“精神胜利法”的一面。[42]
有关阿Q“精神虚无”的分析，[43]有欠公允。事实上，他无时不刻的在努力着他的对压迫的解除，如他对“革命”的喜爱，向往，并不断争取；虽然“革命”非常地荒唐，但他有幻想与努力，也说明其意识的进一步复苏。在行文的最后，在“救命……”的意识中，他则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虽然其生命在瞬间消亡了。这正说明了那个社会的死寂和无生气，是容不得觉醒的意识的。这又与作者在《呐喊·自序》里谈到“铁屋子”的复杂心情是一样的。
限于篇幅，就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品的写作虽非起于一时，[44]但自有其内在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从以上分析可知：阿Q“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与发展，构成行文的情节。[45][46]这是众多参考资料至今仍缺乏的地方。
本文参考依据：[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注释：[1]“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采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冯雪峰《回忆鲁迅·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转引自王献永《鲁迅杂文艺术论》，知识出版社，1986年9月）
[2]这当然是当时提倡的文学“写人生”，为社会、为人生的结果。创作如此，而解释也成问题，看从何角度。依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部作品并不纯然的属于作者。
[3]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阿Q正传〉》中周作人把小说定性为“冷嘲”。成仿吾在1924年《创造季刊》二卷二号发表的《（呐喊）的评论》中，说“《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传记”，而且“结构极坏”。1924年4月3日，《晨报副刊》冯文炳的《呐喊》一文则读出了“鲁迅君的刺笑的笔锋随在可以碰见……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乐乎。”而另一评论家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说“作家的看法带点病态，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带点病态，其实实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 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闲话》）”（转引自《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4]所谓的“阿Q主义”是一个集合体，如国民精神思想劣根性的典型，从统治阶级身上移植过来的落后性，农民自身的落后性等。（人教社教参第五册，1999年5月。下同）
[5]如对“李杨”爱情的看法，鲁迅不同于白居易，而在作家李准看来是庸俗的。见1993年5月22日《作家报》《海滨的谈话》。
[6][法]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02—103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
[7]《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80—181页）
[8]何兆武《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批代表人物全部是从旧学营垒里走出来的，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诸人，他们的旧学根柢是极其深厚的，不知要比指责他们抛弃了旧传统的人要高多少倍。”“林琴南，曾在白话文运动中充当了反白话文的急先锋，却穷毕生精力以桐城派笔法翻译了好几十部西方小说，计两千余万言，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中国方面憬然于原来夷人不光是船坚炮利，也同样有他们的精神生活。”“国粹派表面上一味崇古复古，而其骨子里则是一味崇洋媚外。学衡派则表面上既非一味崇古复古，骨子里也决不一味崇洋媚外。”（《读书》1999年5期）
[ 9] 这当然不是指在基本思想观点上，而是视野与思考的范围及研究的方向上。其学术思想与其道德观念有着极其强烈的冲突，而前者又明显的占了上风。
[10]如作者有意夸大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写了几件突出人物该特征的典型事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因而是非常的“特别”的感觉。同时作者写作小说的笔法，正如评论家所指出的，乃一种杂文式，简洁，议论，不自觉的介入作者的理性，因而它能够别开生面，给人一种强烈而突出的印象。并且在人物传神写照上，往往勾画几笔，凸现人物的灵魂，也很见出功力。
[11]与鲁迅是冤家的苏雪林曾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的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不能说是本色的。鲁迅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转引自曹聚仁《胡适和鲁迅》，《曹聚仁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
[12]王瑶很想在鲁迅的著作和中国文学传统之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关系。（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第六章注释71）关于鲁迅如何利用传统艺术技巧的自述，参看《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3]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中，夏洛安说，仅仅把鲁迅看着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和地狱的音响。夏洛安认为，“黑暗的闸门”所象征的鲁迅抗击的黑暗，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烦忧的内心。……传说中英雄被压死这个典故本身就暗示着鲁迅意识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而自愿接受牺牲，正是这种意识赋予鲁迅作品以那种标志着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鲁迅作品里的希望与灵感时常与阴暗并存，看来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创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他还说，“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但鲁迅“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尤其是，“鲁迅是处于一个艰难的时代，他个人敏锐的感觉并未被他中国的追随者和解释者所充分赏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转引自《病态天才的毁灭——夏洛安的鲁迅观》，房向东《鲁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5月）
[14]在解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近代以来侧身于先知先觉行列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采取极为鄙弃的态度”时，何兆武认为，国粹与爱国二者并非一回事。国粹主义者往往并不爱国，爱国主义者又往往鄙夷国粹。在更深层次上说，正是顽固派以旧文化传统作为抗拒新思想的堡垒，才使得新文化的激进派对旧文化传统发起了全面的攻击。（何兆武《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读书》1999年5期）而鲁迅就是其中最激进者。
[15]《阿 Q正传》在《晨报副刊》陆续刊出时，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骚动，“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隐私 。（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四卷9期涵庐《闲话》）”（转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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