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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受辱到抗争，由自在而自觉——解读《阿Q正传》

浏览次数: 861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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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把阿Q说成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与文学所要求的具象之间有很大的差异。陈漱渝说：“鲁迅生前多次反对把《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认为改来改去只剩下了滑稽。”（冉茂金《击中要害的狙击手出现了吗？——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年11期）

[17]见《〈阿Q正传〉的成因》，《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

[18]“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中说到这一点，似乎有较深的体会，“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在1926年鲁迅所写的《〈阿Q正传〉的成因》里，可见他当时创作也是相当的“苦”，似乎很难“一气写下去”。

[19]如“《故事新编》里许多\'冷潮\'\'\'油滑\'的描写，是不是就都有那么多的艺术的和审美的合理性与先锋性？”（引自孙玉石《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新华文摘》2000年11期）

[20]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在我自己，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是一个迫切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距离之远，就可想而知了。”

[21]在鲁迅的笔下，《阿Q正传》可能是西方观念演绎的一个典型例证。它比较符合林毓生的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一般分析。在“文学”思想观念上，从戴燕《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论本世纪初“中国文学史”学的发轫》（载《文学遗产》1996年6期）中，我们可知有关近现代文学及文学史体制的一般情况，鲁迅在创作小说时还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与表现的技巧是肯定的。而“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是一个十分混杂的结合体：它运用了西方的一些观点，和一些现代主义的技法，以及有关中国传统的一些创作技巧，如影射、夸张等表述。所以，纯文学的成分并不是相当的突出。这些依照[法]吕西安·戈德曼的“文学社会学”的观点解释，是因为鲁迅个体行为深刻的与他所处的环境、其集体行为是密切关联的。在他的文学观念中，思想、政治与伦理等仍然大于其对文学具象的关注与塑造。阿Q的形象不能翻译，说明了塑造的不成功性。但庸俗社会学不从文本出发，因而不被本文接受。

[22]这也许就是古代高明的拳师所惯用的招法，先有意露出破绽，好引人上当，再重拳出击。比如若我们嘲笑那个“精神胜利法”，则我们就会落入鲁迅设下的陷阱，成了被嘲笑的对象，这是说，我们因为不懂得他的用意之所在，不懂得周作人评价该作时所下的“冷嘲”的含义，而展示了我们不经思考而露出自身的弱点。

[23]“悖论”式的矛盾冲突表现法，使作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多层次、因而是立体的丰富内涵，在写作思想上是一种突破。

[24]如《狂人日记》中的“悖论”：只有当一个人“疯”了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解读一部真正的中国历史，（所谓“吃人”的历史）而此时他应对社会却是无能为力的，反而面临着被“吃”掉的命运。

[25]“悖论”在鲁迅作品中的运用比较普遍。事实上，富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都存在着这种形式，如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美妙的荷塘月色与人物自身难以排解的纷扰之间的最终不可调和性。汪曾祺《胡同文化》中大宅院四方的几何形状与老北京人的冷漠、世故、享受的习性之间的巨大冲突。中国古代这方面的作品可谓比比皆是。如李白、柳宗元的部分忧愤作品。

[26]帕斯卡《片断》684页。转引自《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84页。

[27]陈淑华《英语修辞与翻译》（401页），北京邮电学院出版社，1990年。

[28]如赌博输钱后，站在人后面替人着急，闲人询问他的经历也坦诚吐露而丝毫不掩饰而显示其质朴的特征。鲁迅似乎对这样的人物别有怀抱，如写孔乙己，不忘其善良的一面。

[29]如赊欠不给在他是不曾发生的。

[30]作者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在由喜剧向悲剧过渡中有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处理。何满子说：“阿Q之死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无告群众的深沉的悲剧。”（《阿Q正传》丰子恺绘本、何满子“导读”）

[31]鲁迅对眼光的描写似乎别有深意。如《狂人日记》《祝福》中都有类似的用笔。

[32]在所谓社会学的深层意义上，它又被冠之以“自欺欺人”“卑弱”“奴才”等名称，甚至也是类似于“豁达”“不在乎”“看淡一切”等说法的反讽。

[33]《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21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

[34]在《狂人日记》里，他从一个生物摄食的行为“吃”，看到中国“吃人”的文化：所谓饥荒时食人，又有割肉疗亲（包括侍君）与食胆壮胆的食补法，以及家庭内部的“弱肉强食”。

[35]关于兽性的满足与精神的黯淡，鲁迅曾就刘、项见到始皇的“阔气”而发“如此”的议论时说：“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得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全集》第一卷，355—356页。

[36]这是一种不需要任何原因的解释，正如他憎恨革命党人，因为他本能的觉得“革命者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后来的被杀又不幸应证了他的那种本能的感觉）

[37]鲁迅在东京时，边学习自然科学，边购置了德文版的心理学著作——G·F·李斯特的

《精神物理学概述》和M·弗伏尔思的《精神生活动力学》。这些著作与弗洛伊德学说相通。由于受弗氏的影响，鲁迅对“意识压抑”感到可信，在创作中也采用了“弗罗特（即弗洛伊德）说”。（余凤高《“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第101页，中国科技出版社，1987年。）

[38]《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109页）

[39]它“产生于和显示有关的主体之渴望的未满足。为了支撑这强加给他的挫折，而被迫采取一种想象的创造来补偿这些不满足。”《文学社会学方法论》（117页）

[40]如认为它是“催发了”阿Q的“性意识，由此而导致一场失败的恋爱闹剧。”并与假道学联系起来，注入“国民性”的批判。（何满子“导读”）其实本文[37][38][39]所析可能更准确些。

[41]阿Q精神的复苏的其他例证，如进了城，在未庄有了点“身价”，阿Q回来时对所有的人冷冷的神气，使他感到了自尊与得意，而且会“扬起右手，照着长脖子听得出神的王胡的后项窝上直劈下去”，并喊着“嚓”。

[42]阿Q的“精神胜利法”究其实，是“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是还想反抗而在行动上不能实现反抗的自我安慰。它含有强烈的不屈服、不妥协，要求获得反抗胜利的因素。”（见教参）

[43]如李铁秀《精神的黑暗与虚无——“阿Q精神胜利法”解析》，见《中学语文教学》，2001年1期。

[44]《阿Q正传》是1922年2月4日至1923年2月2日陆续在《晨报副刊》上刊出。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写作很苦，很难一气写下去，是在不断催促中产生的。

[45]教参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自不断反抗的不断失败，虽然表面看也是一种反抗方式，但却完全是一种落后的消极的东西。正是由于精神胜利法的支配，阿Q无法在屈辱中奋起，在失败中求生，它对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起着阻碍觉悟、麻痹斗争的作用。”其实是不正确的，它并没有弄清行文的线索。我们把《阿Q正传》的基本创作线索定性为自我意识的逐渐复苏，是基于理解上的一种需要。惟其如此，作品方有一个在一般意义上能够纳入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理解结构。如小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般地对它的思维定势，而比较陌生于其他的阐释。

[46]“事实上，如果一部作品或许在概念的层次或在言语的或在感觉意象的层次上表现了一种连贯的世界观，它就具有哲学、文学或美学的效用。一旦成功的解析了它所表现的观点，我们就能成功的理解它和解释它。”（《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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