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送别》离别审美意蕴光环后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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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梅第一中学 黄智平

在“霜林醉”的季节里，王实甫在文学长廊的那一头，以崔莺莺圆心，为我们描画了一幅令人心碎的离别图：

阴霾的天空，雪片仍在不断地飞旋着飘飘而下；沉郁的古道，在“哗啦啦”的响动。

是谁让它无情地飘离？是谁让它无情的拍打？

是肆意狂乱了思绪！

霎时间杯盘狼藉，那马蹄声撕碎了灿烂的春天，那车轮声重重地在心底碾过。

孑孓望着你离去的背影，远去的脚步伴着落日的沉静，朦朦的暮霭，消融了你，将你的一颦一笑，定格在我的心中……

诗意的迷惘与浓浓的哀愁是《西厢记•长亭送别》中最动人的色调，其比山高，比海深，比无边的芳草更加无边无际的离愁别恨，感染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条更加久远的历史长河。

据此，许多评论者认为：《长亭送别》从头到尾是一曲迷人的诗剧，是一首优美动人的爱情诗，洋溢着明快的抒情节奏。但是，我在读完读《长亭送别》，透过莺莺与张生缠绵惜别的场面，看到的不仅仅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伤离别之情，而是隐藏其背后莺莺的浓重悲凉，深深心痛……

莺莺原本就是“长在深闺人未识”，从小就聆听着“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母亲的教诲，沐浴着封建礼教，受着最传统思想的熏陶。因此，崔莺莺自觉遵守、维护封建社会给予女子的礼教规范。但是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子，内在的“自我”又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一旦机会降临，自我膨胀的结果便是张扬自己作为“人”的本性。性格的二重性注定了莺莺内心在矛盾中哀痛。

当张生出现在莺莺的生活中占据了其精神世界之后，她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跟母亲、张生进行激烈的对话，外在、理性的“我”和内在、感性的“我”之间展开激烈的冲突，结果是让她在怀着对爱情婚姻的渴望的同时，充满着深深的恐惧感。

与母亲对话反映了莺莺对封建礼教的恐惧。

唐代因袭魏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氏族”的传统，以“崔卢李郑王门女，不入寻常百姓家”为正统，门阀观念十分严重。作为崔相国的遗孀崔老夫人自然担当起了这一礼教的代言人，她执意打发张珙上京赴考，“到京师休辱末了俺孩儿，挣揣一个状元回来者”，表现出了封建代言人对功名执着时的顽固立场。而面对强大的“正统观念”，盈盈内在的“我”坚决反对张生上京赴考，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而外在的“我”又在不自觉地维护“门阀观念”，“你与俺崔相国做女婿，妻荣夫贵”，表现出来自家庭的优越感。内“我”与外“我”冲突的实质是，一方面对礼教反抗与否定，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挚着于爱情行为的否定，从而让莺莺内心充满了对封建等级秩序的恐惧。恐惧的实质是莺莺以封建正统的价值尺度来评判自己，她无法真正超越封建基因对人性的规范，这也正是她“眼中流血，心内成灰”的社会根源。

与张珙对话反映了莺莺对婚姻前景的恐惧。

莺莺生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自由婚恋的土壤：男婚女嫁必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地位尊贵的前相国之女，美丽贤惠的千金之躯，德才兼备的深闺小姐，岂能与门不当户不对的书剑飘零的秀才于月下西厢私定终身？封建婚姻制度要求“男女授受不亲”，作为深闺中的女子，岂能爱上了一个白衣书生？封建规则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岂给一个弱女子选择婚姻的权利？因此，陷入爱情漩涡中的莺莺自然对前途充满深深的恐惧：“我只怕你‘停妻再取妻’、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莺莺与张生的对话，并非是完全建立在“琴瑟和弦”的基础上，相爱的两个人在思想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功名认识的差异。 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在唐代更有力地吸引、鼓励着知识分子，使他们为了成就功名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遗弃自己的情人或妻子。张生原来就是一个打算上朝取应的举子，由于邂逅莺莺才滞留浦东，爱情获得之后，上京应试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无论莺莺怎样挽留，执着于功名的他，“凭着胸中之才，视官如拾芥耳”，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求取功名之路。而在对待功名的问题上，莺莺斩钉截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莲开并蒂”远胜于“状元及第”。

对爱情认识的差异。 张生对莺莺的爱，过多地停留在感官的愉悦层面，他并没有在思想上走近莺莺，因而不知道莺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爱情婚姻。而莺莺对张生的爱，超越了功名与利禄，追求 “有心与他举案齐眉”式的民主婚姻。

张生与莺莺两个人对功名、爱情认识的差异，注定了莺莺内心充满了哀痛，“意似痴，心如醉，昨宵今日，清减了小腰围”，而这种哀痛是张生无法预料，更无法理解的。因此，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莺莺只是一个独行者，张生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与她结伴同行。莺莺深深陷入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恐惧中，透过模糊的泪眼，看着爱人渐行渐远，消失在暮霭远山之中。

王实甫生活的环境是较为开放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与现实冲突的新观念，在变化着的思想观念与现实之间，人的灵魂注定是要痛苦的。

令人欣喜的是，于传统的文化积淀里，我们找到了王实甫垒起的人性的塔峰，欣喜地接纳了一具极可爱的生命——崔莺莺，虽只是虚构的所在，在人们的心中却成了一种更宏大的、更切实的存在。我们不仅仅把目光锁定在其美化和诗化的层面上，更深的意义是，从她那如泣如诉的言词中，偷窥到了民族步履的蹒跚；从她那颇似固执的行为里，感受到了新思想在前夜的阵痛。

崔莺莺内心的隐痛是一个时代的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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