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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诗性——试比较林黛玉与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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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翁的悲剧中,我个人最钟爱《哈姆雷特》。这位忧郁深沉而命途多舛的王子,似是
在肩上担负了全人类的忧伤和苦难。哈姆雷特是从古希腊戏剧之后,“人”作为一个反思
与体悟的集合,第一次出现在世界文学的殿堂之中。他的伟大之处在于用追问自我灵魂的
独特方式,实践了一种崭新的存在。这一个深刻而永恒的“人”的形象,对后世的影响之
大,是根本无法估量的。
  用林黛玉与哈姆雷特做比较,这似乎是一件不伦不类的事情。我脑子里冒出这个荒唐
念头的时候,觉得对于二者均是一种亵渎。但奇怪的是,这个想法就像随影附形的幽灵,
萦绕在我的头脑之间,让我觉得不该随便放弃这个思考的主题。
  一千个的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有一千个林黛玉。但是无论怎样见仁见智,
他们的人格都存在着不须质疑的基本层面。而贯穿人物始终的犹豫和痛苦,成为我们对比
这两朵绚丽灵魂的最方便不过的平台。
  哈姆雷特的痛苦有两个直接的根源:父丧母嫁;求爱受阻。而前者无疑是令他寝食难
安的背上针芒。与之相比,林的痛苦缘自幼丧双亲,寄人篱下,更缘自对幸福的爱情和人
生的困惑与渴望。如果说林所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现实的理想化的生活境界,那么哈姆雷
特却在想方设法打破现实的枷锁,以寻求灵魂的宁静和坦然。虽殊途而同归,所以他们面
对的敌人,不但有险恶的世故人情,还包括自我这个难以逾越的心障。
  鬼魂的召唤帮助哈姆雷特寻找到一个解脱的方法——复仇:让心灵饮下戕害父亲的仇
敌的鲜血,这无疑是扫除痛苦的一剂良方。在全剧的第二幕和第三幕中,审慎而勇敢的王
子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卓绝的智慧。宫廷中的戏剧演出,刺破了国王阴沉而脆弱的心灵
屏障,将他的罪行暴露无遗;对王后的无情斥责更像是带刺的荆棘,鞭醒了那一个在欲望
中沉沦的灵魂。被复仇烈焰点燃的哈姆雷特,是如此无畏、坚强甚至冷酷——以至误刺波
洛涅斯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一件值得歉疚的小事。
  但奥菲丽亚之死如同当头棒喝,让哈姆雷特在美酒中尝到难言的辛酸和苦涩。在奥菲
丽亚下葬之前与小丑的问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王子自我认识的真正开始:
  “凯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
   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 
   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
   现在只好替人遮风挡雨。”
   这一段插科打诨中包含的哲学意义,与《好了歌》的主题几乎完全一致,对生命及其
存在意义的疑问是每一个涉及于此的思想者都无法避开的矛盾。哈姆雷特敏锐的心灵又何
能不为之颤栗?在遭流放而去国之后,他虽然巧妙的避开了国王借刀杀人的恶毒诡计,但
身被谗言,复闻噩耗,再与雷欧提斯反目。命运在他流血的心灵上划下一道又一道残酷的
伤痕。这接踵而至的痛苦让他窒息,也让他更加清醒。他开始思考这复仇的目的和意义,
进而思考人生的本质,这一切可以简化成为两个清晰的问号:为什么?怎么办?
  当这样的对道德准则和人生价值的闻讯究极至人性深处,便可以看出有着不同文化背
景和人格基础的思想者的共通之处。同样的问题,林黛玉的“孤标傲视偕谁隐,一样开花
为底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人在社会中生存的尴尬和艰难。“天
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净土掩风流。”孔子“独善其身”和屈原“安
能以身之汶汶,受物之察察”的思想,为林提供的处世之道,则是通过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来维护自我的真实与纯洁——这与哈姆雷特令人扼腕的固执又是何其相似!
  我通常把菊花诗会作为林黛玉人格的分水岭:此前的她多是为自己的伶仃身世自怨自
艾——耍小性子,喜怒无常就成了这种“青春期忧虑”的直接征兆;而在重阳家宴之后,
黛玉对宝玉表现出的知心体贴,对湘云的同病相怜和互慕英才,对宝钗姊妹视若同出的接
纳和关爱,都是她自己心灵成熟的重要标志。这固然得益于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更与她存
在理性的觉醒直接相关。
  在我看来,这种理性来源于诗性自我的表达和反省:即“我的诗”也在无形中雕琢着
一个“诗的我”。“诗”之于“我”,如同一面灵魂的镜子,将深藏的内心世界反映给自
己,从而洞照到自己真实的存在方式。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却也非常需要在感发的基础
上达成的顿悟。似偶然又必然的菊花诗会对黛玉而言正是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满纸自
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黛玉寄意于菊花的
问询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正是因为在那花团锦簇的绮色人生中,她敏锐的感知到自我的
高绝出尘与世俗之间的深刻冲突——即在现实的幸福和灵魂的纯粹之间,她必须有所取舍
,但又无法取舍,因为宝玉的妻子也是贾府的宝二奶奶,是一个与诸多人利害相关联的角
色,而黛玉这样一个不善媚俗也不肯媚俗的女子又如何能在牙尖齿利的仆妇中间生存?所
以,菊花诗会之后,这一个冰雪剔透的女孩子,心灵承受的痛苦折磨要比从前更加深沉而
激烈。这不足为外人所道的孤独与怅惘,只能深埋在心底,只能流溢于长歌当哭的笔墨之
间。
  也正是同样的孤独和痛苦,让高贵尊宠的王子发出“丹麦是一所大牢笼”“世界是一
个大监狱”的无奈浩叹。哈姆雷特的理性无疑要比黛玉深刻得多,他的优柔从根本上讲是
对人类生存方式的质疑,是对所有人幸福的关怀。这博爱的胸襟敦促他反复思辨“复仇”
这一个人行为的社会价值;他期望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法寻找到问题的最优解答,而不
是一己快意,苍生罹难。但是面对喜怒无常的命运,个人的理性又是如此的软弱无力——
国王的阴险狡诈、雷欧提斯的冲动鲁莽,王后的摇摆不定和哈姆雷特的犹豫难决,终于让
无情的毒药成为把四个人全部拖入毁灭深渊的杀手。在这一组彼此质衡的力量里,可以很
清楚的看到人性中善意与恶念的交织构成的左右一切的幽冥之手。王子的灵魂终于在这最
后的晚宴中实现了从孤独到觉醒的转变——他清楚的认识到人生的悲剧本质,也用行动实
践了这悲剧的壮烈与灿烂,代价则是与爱人和敌人同归于尽。
  如果说促成哈姆雷特精神升华的是苏格拉底赋予欧洲人的理性精神,那么林黛玉对于
人生的理解在来自中国传统的对自然的体悟。她思想的印迹虽然不及哈姆雷特那般脉络分
明,却因着与自然、宇宙的物我相融而更加丰富、直观且纤细。我们常常说《葬花吟》是
诗谶,其实正是因为作者本人感物伤时,由此及彼而表现出对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从菊
花诗、柳絮词到题帕句、五美吟,曹雪芹用诗化的人格表达了林黛玉,从某种意义上也是
表达了他自己对悲剧化生命的认识。畸笏叟留给我们“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
的评语,试与哈姆雷特的坦然就死比较,个中又有多少精微的共同之处。
  哈姆雷特曾经惊叹人是“宇宙的娇花,万物的灵长”,而用“冷月葬花魂”来做他生
命的注脚,竟也是如此的妥帖。由此我们可以对理性的哈姆雷特和诗性的林黛玉的比较做
一个简单的总结:他们都是在现实中痛苦与彷徨的人,是在两难之间孤独的徘徊着的人,
是无可奈何而因此意识到了生命不过就是在无可奈何中寻求真谛的觉醒的人,是独特的、
抽象的但又可以代表所有人精神一个重要层面的真实的人,更是在沉沦于欲念的红尘世界
中,清醒的生活着的人。




理性与诗性——试比较林黛玉与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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