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念》——一详细参考资料

左翼作家联盟

    左翼作家联盟，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沈端先（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起应（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1935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

    《纪念》第三部分第一自然段中说：“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这里所说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是何人？他“所做的中国游记”是怎样一本书？
    关于“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究竟是何人的问题，曾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意见认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是指埃德加·斯诺；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最近有人指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应指的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中学语文教学》1984年9期）
    究竟是三人中的哪一位呢？根据鲁迅原文及有关史实，我们认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鲁迅在文章中说，他托柔石送给殷夫的那本书，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的“一次大会”上送去的。再查《鲁迅日记》，我们知道，1931年1月25日，鲁迅曾“以strang之《China’s Reise》赠白莽”。白莽即殷夫，strang即斯特朗，也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由此可知，“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应该是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鲁迅送给殷夫的那本“中国游记“是《China’s Reise》，“ China’s Reise”系德文，可译作“中国游记”，也可译成“中国旅行记”或“中国纪行”。有的同志认为，“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是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或《大地的女儿》，这都是不对的。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
    柔石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的。一月十七日午饭后，柔石赶到东方旅社去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冯雪峰说，这次会议是党内一部分同志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次集会（冯雪峰：《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由于叛徒唐禹告密，开会时特务包围了会场，柔石等同志不幸被捕。柔石被捕以后，曾被押到明日书店。王静在《关于柔石的一些事情》中有如下记载：巡捕指着柔石问明日书店的经理林达青认识不认识的时候，林达青见柔石用力将牙齿咬一咬，意思是叫林不要承认，林就推说不认识。巡捕接连问了好几遍，才将柔石押上囚车带走了。柔石的同乡王育和在《忆柔石》中还记叙了柔石受审的情况：王育和请张横海律师出庭为柔石辩护。在帝国主义租界法庭上，法官读了被告姓名和“罪状”后，国民党在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要求把“罪犯”引渡。当时法律规定：凡在租界内发生的案件，应由地方法院审讯处理。张律师依法提出抗议无效，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同意引渡。审讯很快宣布结束，不顾柔石等人的抗议，被拖上刑车，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

学德文

    柔石在狱内第一封避书中说：“……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各种教学参考书对此多有分析，说这表现了柔石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这无疑是对的，但却无人提及柔石在狱中的另一件事。万政在《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中说：柔石在龙华狱中和柴颖堂同关在一个牢房里。据柴回忆，柔石经常要他讲述狱中情况，及同志们狱中的斗争故事，柔石听起来十分用心，并用筷笔（把一支筷子的一头劈开，夹上一个铅笔头，扎上线做成的）记下，写成文章，编了号包起来，说等出狱后要编成一本书，公诸于世。
    二月七日晚，荷枪实弹的宪兵到监狱来提人，柔石意识到屠杀要开始了，在与柴颖堂分别时，把一包文稿交给柴，并嘱咐说：“这些东西，请你给我保存好，将来是有用处的。”柴将文稿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敌人撬开地板搜去了
　

第二封信就很不同

                                          一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提到柔石囚禁于龙华牢狱中的两封遗书。现已查实，这两封遗书迄今仍完好地保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
    第一封狱中遗书存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原件为一张6厘米×19.5厘米的白纸，正反面都有铅笔字迹。纸色因年久已变焦黄，铅笔字迹也因年久而模糊。信纸上下端贴在一张约莫16开大小的宣纸的右边偏中地位，而左边是鲁迅亲笔端正地书录的柔石遗书的正反面内容。可以看出这张宣纸显然是经过鲁迅精心设计的。柔石原信的右半纸边，有撕去一半的痕迹，留有一些字影。
   第一封狱中遗书写着：
     ×兄：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以来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弟为我dai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背后的原文：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此信写于1931年1月24日，距柔石被捕后一周。鲁迅在文中曾引录此信，但原信的三处“大先生”都由鲁迅改为“周先生”，又原信“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标点“；”也系鲁迅所加。大先生是鲁迅家里的亲切称呼，他周围的战友也习惯地用此亲密的称谓。柔石称鲁迅为“大先生”，更是充满了尊崇和敬爱的心意。

                                         二

    “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
    鲁迅在文中提到“可惜我没有抄下”的狱中的第二封信，今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信是柔石牺牲前二天（2月5日）从狱中托人挂号寄至“闸北横浜路景云里二十三号”一位同乡的。此信是柔石的最后绝笔，也是用铅笔写在一张32开大小的白报纸上，并未破残，字迹也比第一封信清楚。信的内容如鲁迅文中所记的，同第一封信有些不同，反映了狱中饥寒交迫的生活。信上说：“在狱中已半月，身上满生起虱来了。这里困苦不堪，饥寒交迫，冯妹脸带青肿，……”信中又提及《丹麦小说》请徐先生卖给商务”。署名“雄五日”。这本《丹麦小说》，后来查明就是柔石牺牲6年后，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丹麦短篇小说集》，署了金桥、淡秋合译的笔名。（详见丁景唐《柔石烈士的两封狱中遗书》，1963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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