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妒英才是韩非

　　李斯这一番话被太史公记了个正着，成为中国历史上忌贤妒能的典型。已害得韩非下狱的李斯并未作罢，带了包毒药去探监，细陈秦国监狱各种毒刑之厉害与秦王不信任韩非之坚决。可怜韩非一介书生，苦无机会辩解，又哪里知道昔日同窗的所作所为。他接过毒药，一饮而尽。

　　按照这种说法，韩非是因为建议先伐赵而给了被李斯故意曲解的机会，最后见疑于秦王的。在后人所著的历史演义中，也有作者认为，秦王在先伐赵还是先伐韩的问题上早已有了主意，他一直念念不忘年少时在赵国所受的耻辱，大规模伐赵的战争一直不断，因此，纯粹是李斯的陷害将韩非置于死地。《史记》载，韩非下狱后，“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中录有韩非所写《说难》全文，虽以“游说之难”为题，却通篇畅谈游说君王的技巧和学问，论证有力。司马迁由此感叹，可怜韩非如此精通游说技巧，却也难逃“游说君王之祸”。

　　他是荀子最得意的弟子

　　韩非死了，他的学问却没有失传，即便没有如李斯般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单靠一本《韩非子》，法家殿堂里的最高席位也是他的。翻看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篇章如《孤愤》、《五蠹》，都是他年轻时所写，在注重舌辨的百家争鸣时代，年轻气盛的韩国公子为何不效仿张仪、苏秦纵横驰骋六国，而选择了著书这种沉闷的方式？他集大成的法家思想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新郑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刘文学说，韩非从小就与其他贵族子弟不太一样，一是聪明好学，二是性格内向，患有严重的口吃症。前者换来的渊博知识和独到见解，却要被后者憋在腹中，不能在人前侃侃而谈，上天一开始就跟韩非开了个玩笑。但求知若渴的韩非并未放弃，青年时代，他放弃舒适的贵族生活，背上行囊到楚国的上蔡拜荀子为师。在战国末年，这位活了87岁的长寿翁一直是列国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大学问家，韩非跟着他读书、作文、辩论，思想和文笔都大为进步。

　　其时，李斯也是荀子的学生，并且与韩非结下了不错的友谊。刘文学介绍说，李斯老家就在上蔡，也很有才华，荀子有很多学生，最出色的就是他们俩。李斯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很能舌辩；韩非嘴上不行，写文章却是气势雄伟、情文并茂。相比而言，韩非之文深刻锐利的洞察力、势如破竹的说服力以及缜密的结构、挥洒的修辞、激越的情感更为老师荀子所欣赏，李斯也承认，韩非才华在己之上。

　　有意思的是，韩非和李斯可以说一个是法家学派的最高理论家，一个是推行法家思想的实践家，而老师荀子却是先秦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个“里程碑”。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是怎么孕育出严刑重罚与“惨礉少恩(恐怖刻薄)”的法家的呢？有学者认为，战国末年的儒家思想与孔孟时代已不一样，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就是荀子开始认为的人性本恶。这一点也成为韩非全部学说的逻辑起点，简单地讲，要阻止人性恶作乱，就要用尽严刑酷律等各种手段。韩非还学习了法家几位前辈的思想，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三者结合，既讲究法律制定和赏罚的执行，又讲究对官吏的选拔任用、监督考核，还注重保持和运用国君的权势地位，从而脱出儒家，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学习期满后，韩非就回到了新郑。据说此时的他还没有闭门著书立说的打算，看到祖国日益衰落，他多次上书韩桓惠王和继任者韩王安，要求废除任人惟亲的人治，推行法治，有几次甚至是哭谏，但昏庸的韩王始终都无动于衷。韩非一怒之下，转而著书立说，《韩非子》中55篇文章除少量系后人伪作，大部分都是韩非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