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妒英才是韩非

天妒英才是韩非

　文／游晓鹏

　　“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史记中关于公元前234年这段历史的描述十分简练，但充满了曲折与紧张。每次读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里的这几句，总是情不自禁地揣测韩非当时的心情：他一定心怀对兴师30万只为自己的秦王的感激与向往，也会感慨自己知天命之年终于有机会崭露头角施展法家思想，更会为识才明 主不在郑韩故城而感到矛盾和彷徨。这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情啊！

　　或许是见惯了历史人物被命运捉弄，太史公将韩非的这段心迹略去未写，只是对数月后他死于咸阳大牢发出感慨：“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我惟独悲叹韩非撰写了《说难》而本人却逃脱不了游说君主的灾祸)！”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对韩非的关注也更多地集中在他的思想和文才上。因此，与郑州周代史上另一些名人，如郑庄公、子产等人相比，韩非的生平、性格、思想的形成和真正死因等细节，都要留给后人去猜测和演绎。在韩非的老家新郑，我们也找不到他的祠园和曾经著书立说的故居，除了不多的史书记载，或者只在老人讲述的传说中，还残留着这位因口吃奋而发奋著书者的一二事迹。

　　秦王兴师30万只为韩非

　　公元前234年里的一天，秦国的30万大军突然直压河南中部，秦韩两国边境一带战云密布，形势岌岌可危。此时已是战国末年，虽然七雄尚在，但面对养精蓄锐多年秦国的耽耽虎视与频频蚕食，东方六国无不疲于招架。特别是对力量弱小而又与秦国毗邻的韩国来说，这个被称为“虎狼之国”邻居的每一次“拜访”都意味着亡国的危险。秦军一压境，韩国朝野上下便惊恐万分。

　　此时，坐在新郑郑韩故城宫殿宝座上的是刚刚继位5年的韩王安。大概是因为小时候，他目睹了太多父亲桓惠王被秦军所败丧师失地的事实，即位后对与秦国打交道一直谨小慎微，近些年倒也相安无事。韩王安把王公大臣们召集到大殿之上，讨论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把秦军招惹来了，更不知道如何退敌，一时间众人垂头丧气，无以为计。韩王安正要骂嬴政狼子野心，朝官忽报秦国使者到。

　　使者开门见山，说：“秦国与韩国世为睦邻，兵戎相见实为不忍。要使秦军退兵也不难，只要贵国一人到秦国走一趟。”韩王忙说：“区区小事何劳秦师远行，究竟敝国什么人触怒了秦王，寡人自当缚其入秦。”使者摇摇头说：“我们大王可不是要拿他问罪，而是邀他做秦国的座上宾。请问贵国公子韩非可在？”

　　韩非？韩王与群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很吃惊。韩王安心里嘀咕：秦人找自己这个结巴堂兄干什么？嘴上忙命令朝官去找韩非。此时，韩非正在家赋闲，年已47岁的他，面对韩国宫廷的昏庸政治和不思进取，年轻时想方设法屡谏韩王推行法治的激情早已被消磨得干干净净，近来整日以读书写文章打发日子。跟在朝官后面往大殿走，韩非满心疑惑：以前躲我都躲不及，今天脑袋开窍了？

　　见过了秦国使者韩非才明白，真正想见自己的不是韩王，而是自己一位远在陕西的“读者”。他看了几篇自己写的文章，便执意要亲瞻作者风范，交流感悟。为确保万无一失，不惜劳动30万大军跋涉百里到中原造势，在战国末年，能有这样大手笔的大概只有秦王一位。这件事的结果也基本由他所左右：数日后，韩非即作为韩国的使者奔赴咸阳秦宫，30万秦军也班师回营。韩国的一场亡国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间谍案牵出《说难》奇才

　　那么，远在陕西的秦王怎样听说并看中韩非这个人才的呢？事情还得从韩非的一位老乡说起。战国末年，著名水工郑国凭借其在关中平原设计修筑的郑国渠而名垂中国水利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是韩王派往秦国“使坏”的一名间谍。

　　《汉书》记载，韩王安的父亲桓惠王在位时屡受秦国侵略，处于西北部边境的上党、阳城、负黍、城皋、荥阳先后被秦军占领。为了防止秦国的进一步蚕食，桓惠王想出了一个转移秦国注意力的计策。公元前246年，他派水利专家郑国去见刚刚亲政的秦王嬴政，极力劝说秦国修筑郑国渠。兴修水利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如果秦国全力修渠，势必无暇东顾，给韩国一个喘息的机会。嬴政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在当年就开始凿泾水修渠，但在施工中，他突然发现了这是韩王的“疲秦”之计，怒气冲冲地要杀掉郑国。口才与水利技术同样精湛的郑国随即辩解说：“我确实是韩国的间谍，但修成水渠对秦国也是大利之事。我劝大王兴修水利不过延缓韩国寿命区区数年，为秦国的发展立的却是万世之功呀！”

　　嬴政认为有理，就让郑国继续修渠，水工间谍案到此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