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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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无法回答弟子提出的问题，因而遭到弟子的责难，其中“此非子之座也”一语表示对有子“宗师”地位的否定。这样，曾经支持有子的子夏等人可能也纷纷立派，孔门后学再一次分化。据《韩非子·显学》，“八派”中时间较早的有子张氏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批评的“贱儒”有子夏氏、子张氏、子游氏，也当都曾立过派。荀子还提到子弓，常常将仲尼、子弓并举，看作是儒学的正统。如“圣人之不得势者，仲尼、子弓是也”；[vii]“仲尼长，子弓短”。[viii]说明子弓也曾立派。这位子弓一般认为是仲弓，也有认为是孔子传《易》的馯臂子弘。从这些记载来看，孔门弟子中立派较早的有有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颜氏、漆雕氏、子弓等人，儒学内部的分化就是由他们开始的。
既然《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那么它是集体编纂，还是出于个人之手呢？有学者可能会以为，孔子去世后，儒家内部即已分化，并互有攻讦，怎么可能坐在一起“相与辑而论撰”，所以《论语》只可能是出于个别弟子之手。这是以今人眼光看问题，因而并不符合实际。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论语》显然是孔门弟子的集体编纂。首先，根据刘歆、王充等人的记载，《论语》的成书实际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初只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回忆、记录，如孔子答“子张问行”，“子张书诸绅”等[ix]，这些回忆、记录往往出自不同弟子，分散在个人之手。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广泛整理、记录了这些材料，在此基础上“相与辑而论纂”，编成《论语》一书。所以就《论语》的内容来说，它乃是孔门弟子共同记录、编纂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论语》中除了以“子曰”形式出现的内容外，还常有与弟子的问答，共涉及弟子有名姓者三十人，这些内容往往就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如“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宪问‘耻’。子曰：‘邦有道，榖；邦无道，榖，耻也。’”[x]“牢”是人名，姓琴，字子开；“宪”是原宪，字子思。他们二人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符，故有人推断这两章便是他二人自己的笔墨，编纂《论语》时“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xi]再如“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xii]孔子适卫，冉有驾车陪伴，这里的“子曰”显然最初是由冉有所传，后来被写成文字。《论语》还有一些“子曰”，往往形成于特殊的背景之下。如“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xiii]据《史记·孔子世家》，当时的“从者”有子贡、子路、颜回等人，故本章内容最早当由他们所记。从《论语》涉及众多弟子的内容来看，它显然是集体的编纂，如果没有弟子的广泛参与，《论语》的成书是难以想象的。
而且，《论语》的结集是当时孔门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传播，也关系到个人在孔门中的地位，有哪位弟子愿意置身于此事之外呢？从当时的情况看，可能孔子去世不久，《论语》的编纂便被提了出来。“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xiv]所以《论语》的编纂实际是由孔门弟子集体发起，集体参与的，这种广泛的基础使其具有一种权威的地位，为儒家各派所尊奉。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指出：“《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有八。”此外，《孟子》中所记载孔门言行及所述“仲尼之意”，在今本《论语》中可以得到印证的还有十条。[xv]而荀子对《论语》的内容也多有阐述、发挥。[xvi]孟子、荀子分别属于儒家“八派”中的“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但二人都承认《论语》的地位。如果《论语》不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编纂，而是出于某一派之手，它又如何能得到这种普遍的认可呢？正是基于这一点，汉代学者称“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还有，孔子死后，儒家学派内部确实发生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的是基于思想的分歧，而不是出于派性，并非水火不容、无法调和。《论语》中常有孔门弟子互相攻讦的言论：“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xvii]孔门以仁为最高理想，“未仁”应该是较严厉的批评，但这并不妨碍子游继续以子张为“吾友”也。子游、子张都是孔门中曾经立派的人物，但他们仍能以朋友相处，为什么不可以对导师的言行“相与辑而论纂”呢？其实，可能正是孔门后学的分化和分歧，才使“共纪孔子之言行”变得紧迫和必要。《论语》中有弟子互相辩驳、争论的内容：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xviii]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xix]

子游与子夏、子夏与子张对本末、交友等问题的理解互不相同，而指责对方“异乎吾所闻”的情况，正反映了《论语》是在“取舍各不同”，而皆认为真孔子的背景下形成的。孔子的思想本来就博大、丰富，包含着向不同方面发展的可能，加之其“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自然会使弟子的认识产生分歧。随着孔子去世，这种分歧不断加剧，并演变为彼此间的争论。“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xx]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撰”，编纂一部各派都认可的著作，以结集的形式确立孔子的基本思想。这样的著作显然只能是由集体编纂，而不可能是出于一两个人之手。
当然，说《论语》是集体编纂，并不否认个别弟子所起的作用。《论语》的结集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对孔子言行收集整理、回忆记录，以及对众多材料——据王充说有“数十百篇”——的辨别、选择等一系列工作，进行这样一项活动自然要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者，要设立几位总编式的人物，这些组织领导者的地位和作用显然要大于其他弟子，他们是《论语》的实际编纂者；而能成为组织领导者的，自然是孔门弟子中已经立派或影响较大的人物。自宋代以来已有学者提出，《论语》一书实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朱熹《论语集注序说》引“程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门人之手，故此书独二子以子称”。这一说法虽不完全准确，但也道出一部分事实。前面说过，有子是孔门弟子中较早立派者，曾被子夏、子张等人推为孔子的接班人，在儒家内部一度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论语》的编纂开始较早，那么，很有可能，有子就是其最早的主持者。至于曾子，也是孔门中颇有影响人物，由于他在孔门弟子中年龄较轻，去世较晚，曾在编纂的后期起过重要作用，《论语》一书可能就是完成于其弟子之手。《论语》中孔门弟子一般称名或字，而他二人称子，[xxi]可作为其特殊身份的证明。今本《论语·学而》开篇第一章载孔子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第二章载有子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第四章载曾子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二人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不过，二程将《论语》的结集完全归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失之片面。有子虽一度被立为孔门传人，但时间较短，而《论语》的结集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其间发挥作用的显然不会只有子、曾子二人，其他立派者如子游、子夏、仲弓等可能也参与其中，并发挥过作用。从这一点看，汉代学者认为《论语》成于仲弓、子游、子夏等人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只是他们只注意到少数组织者，而忽略了多数参与者，在认识上存在偏差而已。
根据以上所论，《论语》的成书乃是孔门内部有统一组织、有专门领导、弟子广泛参与、时间跨度较长（从孔子去世到其再传弟子）的集体结集活动。这一活动决定了《论语》的特殊性质和地位。首先，《论语》虽然成书于儒学分化的背景之下，但由于是集体结集，当时的各派都参与其中，故其所反映的乃是众多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眼中的孔子，而不是某一人或几人所理解的孔子。这种理解代表了孔门弟子的共同看法，反映了早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其次，《论语》是由孔门弟子集体结集，得到孔门后学各派的认可，在孔门内部具有权威的地位。历史上虽然以后不断有人继续记录孔子的言论，如子思的《缁衣》、《表记》、《坊记》以及河北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哀公问五义》等等，但影响和地位均不能与《论语》相比，甚至受到当时人们的质疑。[xxii]这虽然一定程度上与结集时间的早晚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没有经过“相与辑而论纂”的过程，因而难以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和认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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