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结集与早期儒学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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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孔子所说的仁呢？在郭店竹简中，仁一般写作“
”，从身心。仁从心，说明它与人的心理情感有关，是表达人的情感活动的概念。如孔子重视孝悌，常常把孝悌与仁联系起来，“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xlii]有若的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人人具有的一种真实情感，这种情感正是仁的根源所在，是判定一个人仁与不仁的标准所在。在与宰我关于三年之丧的一段讨论中，孔子从内心的“安”与“不安”点醒宰我，要他从孝悌的自然情感中发现仁，体验仁。宰我居丧期间仍然安于食稻衣锦，完全丧失了孝悌之心，所以孔子说“予之不仁也”[xliii]。孔子又常常谈到许多德目，将其看作仁的具体内容，如“刚、毅、木讷，近仁”[xliv]。“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xlv]“仁者不忧。”[xlvi]对于这些德目，以往学者往往将其理解为具体的德行，但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这里的“刚、毅、木讷”等主要还是指内在的心理活动而言，如“刚”指刚强的意志和心理，“毅”指坚毅的心理活动，“木讷”文字上虽是指外在行为，但孔子这里主要强调的，还是内在恭敬、真诚之情的外在表现，否则说木讷“近仁”便不好理解，“恭、宽、信、敏、惠”的情况也一样。所以，孔子所说的各种德目，往往不仅仅是就行为而言，同时也是就心理而言，可称为心理情势。侯外庐先生说：“把道德律从氏族贵族的专有形式拉下来，安置在一般人类的心理的要素里，并给以有体系的说明，这可以说是孔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大功绩。”“孔子讲的仁这一范畴是从普及的心理因素出发的。”[xlvii]可谓道破了仁的奥秘。

不过，孔子的仁虽是一种情感，但又不限于情感，同时又上升为一种道德理性。孔子讲仁，源于孝悌而不等于孝悌，它由孝悌出发，层层向外推广，上升为君臣间的“忠”、朋友间的“信”，最后达到“泛爱众”，上升为普遍的人类之爱。“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xlviii]“樊迟问‘仁’。子曰：‘爱人。’”[xlix]“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l]“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li]“爱人”与“孝悌”不同，孝悌针对的是特殊对象，是一种感性的具体的情感，而爱人针对的是普遍对象，是一种理性化的普遍情感；孝悌往往是自然、自发的，而爱人则需经过理性的提升，凝聚了理性的内涵，为什么要“泛爱众”？为什么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只有靠理性自觉，靠道德理性发挥作用。由于仁具有道德理性的内涵，它往往成为主体实践的动力和原则。“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lii]仁能辨别是非、善恶，具有理性判断能力，所以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好恶、爱憎都是合理的。“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liii]假如立志于仁，那么，一切行为都合理，不会招致人的厌恶了。可见，仁出于情感又超于情感，上升为普遍的道德理性。
孔子提出独特的、反映人精神活动的仁，与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对精神活动作严格的区分，知、情、意三者处于混而未分的状态。按照西方的哲学传统，人的精神活动被严格区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理智与情感处于一种对立的关系，人们或者抬高理智，贬低情感，以理智为最高的善，把道德活动看作是对理智的服从，从而走向理智主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或者突出情感，重视快乐，以快乐、幸福为最高的善，以理智为实现善的手段而走向快乐主义（如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中自然不可能有仁的位置。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它没有将知、情、意严格区分开来，情感与理智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二者处于合而未分的状态。一方面情感涂上理智的色彩，是为情理；另一方面，理智又带有情感的内容，是为理情。情与理合而未分，融为一体。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的这一特征，才产生了仁这一极富中国哲学特色的概念。仁不是别的，是道德情感和道德理性的混合体，是情理。
仁在内容上是一种情理，所表达的则是“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liv]。从孔子的一些论述来看，仁显然是一个超越性概念。“‘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lv]“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lvi]令尹子文三次被任命为令尹，三次被免职，喜怒不形于色，这可以说作到了“忠”，却未必可称作仁。陈文子每至一邦，见有坏人当政，必弃而违之，这可以说作到了“清”，却未必可说是仁。[lvii]仁包含了“忠”、“清”、“勇”等，但“忠”、“清”、“勇”等并不等同于仁。所以仁是最高的德，是不断企及的理想和目标。从这一点看，它与柏拉图的“至善”倒有某些相近之处，不过柏拉图的至善是从各种具体的善抽象出来的，是观念抽象的产物，孔子的仁却不是抽象的，而是一实践超越的过程，它包括互为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由我不断向外施爱，由“孝悌”到“忠”、“信”，到“泛爱众”，由情及理，实现仁爱的普遍化；一是在向外施爱的基础上，自我不断完善，由道德情感上升为道德理性，实现心灵的超越。因此，仁不是一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心灵的活动和实践。它似乎没有确定的界限和范围，而只是规定了实践的过程和方向。故孔子谈仁不从定义入手，而是根据仁的特点随处指点。“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斯言也訒，其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訒乎？’”[lviii]据《仲尼弟子列传》，司马牛“多言而躁”，故孔子要求他“其言也訒”，说话要谨慎。这表明克服自己的缺点便可达到仁，当然“其言也訒”本身并不等于仁。“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雍也》）仁代表了道德生命实践超越的过程，要“先难而后获”，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就实践过程言仁。同样，“先难后获”本身并不等于仁。所以一定要给仁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仁表达、反映的是道德生命由情及理、实践超越的整个过程，凡属于这一过程的都可称作是仁。仁是全体，仁是过程。这是孔子仁的独特之处，也是理解孔子仁的关键所在。
李泽厚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五行、气、道、神、理、心），无论是唯物论或唯心论，其特点大都是功能性的概念，而非实体性的概念，中国哲学重视的是事物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关系，而不是事物构成的元素和实体。”[lix]仁也是如此，孔子通过仁表达的正是道德生命生生不息，不断创造、发展的全体和过程，如果离开了仁的这一“功能”、“作用”，如果不能从内心去体会、理解这一“功能”、“作用”，仁便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如此，孔子从不用概念、定义界说仁，而是从内心点拨、唤醒仁；从不轻易许与仁，而是告诉人们如何为仁。表面上看，孔子言仁零乱而缺乏联系，让人不好理解，实际上，孔子的仁包含了一套完整的思想，是有体系、有方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从没有给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任何一个阅读过《论语》的人，无不能体会仁、理解仁，而一旦把它上升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便会积极地实践仁，维护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lx]
从孔子创立的仁学来看，它与六艺之学显然属于不同的范畴。六艺之学虽然也包括了主体的解释、发挥，但主要还是以经典为对象的，是一种客观的知识之学。孔子的仁却不同，它不是对象化的客观知识，而是心灵的自觉和活动，是主体的实践能力，是人生的最高理想，用当时的话说即是“道”。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人们往往认为“为道”高于“为学”，并对二者关系作出讨论。如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lxi]，“为道”、“为学”是对立的，为学是一种经验认知，可以追求知识的不断增加，而为道靠的是直觉体悟，所以要贬损知识的干扰，“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最终才有可能得道。孔子虽然也承认为道与为学的差别，但并不是将其对立起来，而是力图寻求二者的统一。孔子重视“学”乃人所共知的事实，《论语》开篇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lxii]孔子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lxiii]孔子学的一个内容即是获得知识，如《论语》中提到的“学文”、“学干禄”、“学《易》”、“学《诗》”、“学礼”等等，而《诗》、《书》、《礼》、《乐》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lxiv]“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lxv]“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lxvi]
不过孔子重视学，并不仅仅在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获得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在于发明道德主体，培养实践能力。这样，孔子的学便与仁存在密切的联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lxvii]仁作为内在的情理，虽然表达的是心灵的自觉活动，但需要学、知的扩充、培养，否则便会产生“愚”的弊端。故在孔子看来，仁、知是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知可以丰富、充实仁，转化为仁；仁也可以提高、完善知。“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lxviii]“知之”是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反映，是人的经验认知活动；而“好之”、“乐之”则是认知活动的升华，带有主观的情感和意志，是主体的自觉自愿。“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lxix]如果只是认识到了（“知及之”），还没能转化为仁，为仁所把守（“仁不能守之”），那么，还只是停留在“知”的阶段，是不能长久的；相反，认识到了，又转化为仁，并在容貌行为上表现出来（“庄以莅之”），行动也符合礼，这才称得上是善。可见，孔子的学往往是与道德实践密切相关的。“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lxx]“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lxxi]这里的“学”显然不是指获取知识，而是学习如何做人，培育道德人格。由于“学”的这一特点，孔子提出“下学上达”，将为学与为道充分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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