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士塔》虚构历史的罪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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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筒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推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上面这段，出自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对这段描写当不陌生，讲的是一个道士怎样昏昧无知地摧残了古老文化的遗产，读之令人不胜感慨。
　　不料，一次偶然间收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余秋雨现象批判》，里面收录了拙文《究竟何为中举》，也收录了韩石山先生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一文，在《缺憾》一文中读到韩先生对上引《道士塔》一段大加挞伐，进而把余文贬得一无是处，心下颇不以为然，觉得未免小题大做，也就没放在心上。谁知今年读《中华读书报》，方知《道士塔》这一段的写法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并引韩先生大文为例，对余秋雨散文中此类虚构笔法再加抨击，觉得实在是应该说上两句了。那就不妨先看一下韩石山先生的批评吧：
　　“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
　　问题如此严重，还搬出了“老一辈学者”“史料”云云，韩先生大概以为，他这番话既然以“史料”云云做后盾，自然是说得硬气，掷地有声，却不知这里往史料上一扯，却恰恰暴露出自己的强不知以为知。因为即使是韩先生挟以自重的所谓的史料，其实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客观，照样要有象《道士塔》上引一段之类的揣想虚构，只不过韩先生自己不知罢了，兹举数例：
　　比如，就先以《左传》为例吧，《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国国君晋灵公荒唐残暴，大臣赵盾屡屡劝谏，灵公不胜其烦，派刺客锄麑去刺杀赵盾，锄麑奉命而往，清晨到了赵府外，却见赵盾卧室门已大开，赵本人已穿上朝服打着瞌睡等待上朝，锄麑不禁怅然感动，叹道：“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最后撞树而死。这一段，并不是个多冷僻的故事，韩先生即使没读过《左传》，这段故事的通俗版也应该是见过的，不知韩先生当初看了这段，是否也想到要对《左传》口诛笔伐？因为锄麑撞树而死前的那段叹息是谁听来？有何人旁证？他人何以得知？《左传》却公然书之，照韩先生的逻辑，这不也是大大的昏悖么？
　　又如，《国语》，《国语·晋语》“骊姬谮申生”条记载了骊姬夜半向晋献公进谗言暗害太子申生的对话，写骊姬如何步步进逼，离间献公父子骨肉，可谓曲尽其妙，但此中种种属吹枕边风且事涉机密，《国语》又何所据而写得如在耳畔详尽生动呢？
　　《史记》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于深山中饿死前所做之歌，是何人听得？又如《项羽本纪》中写垓下之围时项羽对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这一著名段落，清人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评论说：“垓下是何等时？……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再举一洋史著为例：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实录”著称，但作者自己也承认，其中记载的有些演说辞是他使演说者说出的他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也就是说，是虚构出来的。
　　因此可以说这一类揣想虚构，在史著中实在是少不了的，史著中每每要写到距其时几十年乃至数百年人物的对话、神情、乃至心理活动，那时又没有录音、录象设备，书中那些生动的记述又是从哪来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已说得清清楚楚：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相通。”
　　如此而已。
　　现在再回过头说余秋雨先生《道士塔》中那段叙述，问题就很简单了，不过就是在基本事实（王道士出卖敦煌文物）确立的前提下极寻常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罢了，这类笔法，史著尚且多有，一篇文化散文这样写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也值得“缺陷”云云看得那么严重？余秋雨散文毛病确实不少，但拿这来说事儿，却未免少见多怪。韩先生等动辄撰文将人一笔抹倒的衮衮评论家诸公实在是应该多读点书了，否则如此评论未免太过欺人太过轻飘，必为后人所笑。
　　话头索性再扯开几句，现在的评论，十分浮躁，比如九八年底《中华读书报》上刊出吴海发先生那篇颇有影响的《致余秋雨教授的一封信》，挑余秋雨文章的硬伤，结果反被在下在这封信里挑出了硬伤，见《中华读书报》九九年初《究竟何为中举》一文，不料今年又见吴海发先生的《再致余秋雨教授的一封信》，又挑余秋雨的硬伤，结果又被人反挑出硬伤，于是写散文的“硬伤累累”，挑毛病的又己身不净，这样挑来挑去何时是个了局呢？
　　这里接下来要说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文章确实是有硬伤的，余秋雨先生始终不肯正面承认别人挑出的硬伤问题，而是曲为辩护，总和什么盗版问题联在一起，这实在太不坦荡太不漂亮了，在下对此也是颇不以为然。盗版当然极可恶，当然该严厉打击，但硬伤也是事实，例如《洞庭一角》里将娥皇、女英说成是舜帝的两个女儿这样明显的错误，不能也归结于盗版者所致吧？知道余秋雨先生的文章里有些硬伤，其实也并没妨碍人们比如在下直到今天仍喜读他的一些文章，《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集中表现出的对文明的命运的深沉的忧思，当年对学生时代的我震动甚深，而就在昨夜半重读《藏书忧》一文，仍读得唏嘘不已，这几年我站上了讲台，向学生推荐阅读书时，这两本集子仍是必列其中，余文中对文化及文化人命运的深沉的感喟和关怀，一时对青年读书人颇有积极影响，这些不能一概说成是做秀，那太不符事实，但是既然有人指出文章有硬伤，余先生从今而后对此慎而又慎，竭力避免，不是更好么？余秋雨对此类批评始终不能以平常心视之，而批评余秋雨的文章，也往往小题大做，动辄一概否定，如上面提到的韩石山先生的那篇文章，如《文学自由谈》前几年刊出的王强先生的“沉沦的悲哀”云云那篇文章，更有甚者如《余秋雨，甭跟我玩文化》一文，记得当时只看了几行，便觉一阵阵作呕，真是秽污笔墨，直无行文人之恶札，这样的文字，也能公然刊出，真是咄咄怪事。
　　走笔至此，不禁慨叹，我们的余秋雨先生什么时候能坦荡地承认硬伤问题行文精益求精呢？我们的文学批评什么时候能建立起健康理性的游戏规则呢？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孙勇进  200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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