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记》三题

标签：高二册同步教学,高中语文知识,http://www.350xue.com 《石钟山记》三题,

一、为李渤叫屈

唐代的李渤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写了《辨石钟山记》，而是因为遭到了苏轼的嘲笑。苏轼写《石钟山记》的意图之一，便是“笑李渤之陋”。

究竟李渤陋不陋、可笑不可笑呢？

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有一脍炙人口的警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告诫人们对事物作结论前，要注重亲自搜集第一手资料，不可妄加臆断。这诚然是难能可贵的金玉良言，但放在“笑李”的文章中，则让读者产生一个错觉，好像李渤提出新观点前，并没有经“目见耳闻”地考察，纯属“臆断”。这实在是冤枉。好在李文不长，请读者读一遍：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有幽栖者，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若非泽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贯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辨石钟山记》）

李渤以为石钟山是因山中产奇石——“石钟”石——而得名。指出善长（郦道元之字）之论是错误的。

李文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 李渤自谓“幽栖”于此，其实是作江州刺史，湖口在其辖区之内。而苏轼只是路过。由此可以推断，“李太守”来此游览的次数和对其熟悉的程度，当大大超过仅留“鸿泥雪爪”的苏轼。

第二，     第二，李渤的观点也是经“目见耳闻”后得出的，并非“臆断”。苏轼的文章也不能回避李渤“始访其遗踪”的事实。

第三，     第三，李渤的考察有两点是苏轼所不及的，其一是“跻崖穿洞”特别是“穿洞”，苏轼没有。李渤所“遇”的“双石”，经约270年的风雨沧桑，苏轼已无缘得见了。所以苏轼对山体的石质没有多少感性认识，更不用说深刻印象了。其二是李渤“不耻下问”地“询诸水滨”，苏轼却没有找“渔工水师”开调查会，大概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李渤从“土著居民”口中得知那两块大石叫“石钟”后，还“扣而聆之”，待验证无误了，才得出山是依据石钟石而得名的结论。李渤的观点不能说失之臆断和草率，李渤的表现岂可讥之为“陋”乎！苏轼颇为自负地对长子迈所说的周景王的无射钟和魏庄子的歌钟，其实究竟是什么声音，谁听到过呢？若不从富有浪漫情怀和丰富想像力的诗人苏轼口中说出，人们是很难将“无射”和“歌钟”与石钟山联系起来的。当然，笔者丝毫没有要否定苏说的意思，相反，倒是很佩服苏公学识的渊博和联想的机敏，感谢他颇富个性色彩的解说为石钟山更增添了人文的魅力。但是，同不能因肯定李说就否定苏说一样，也不能因肯定苏说就否定李说，因为二说不是A和非A这种矛盾关系，充其量只是A和B这种对立关系，不排除二者可以并存。

    第四，李渤作记的意图是“刊前谬”。在游览过程中，发现了新的资料，研究出了新的观点，提出来以纠正前人的谬误，这种认真和勇敢的态度应该受到称赞，做学问要有这种向古人挑战而不“为古人讳”的精神。但是，苏轼却将矛头指向了李渤，不仅要维护郦说的权威性和唯一性，而且扩而大之地抽象出一条“古之人不余欺也”的“说教”，给敢于向古人说“不”的创新者扣上一顶“陋”的帽子，苏公似有“是古非今”之嫌，至少是没有“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兼收并蓄的雅量。

    其实，李渤并不那么可笑。从郦道元到李渤，其间约 580 年。对郦说尽管“人常疑之”，但真正“访其遗踪”以求解疑的，李是第一人。仅此一点，李就不“陋”。更何况对石钟山命名的由来提出新的观点，解放了思想，引发此后延续一千多年的“争鸣”呢？公允而论，石钟山的出名，苏轼固然是立了大功，而李渤则立了“头功”，不应遭到嘲笑。

二、“中心思想”不妥

苏轼的《石钟山记》现收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编者通过课后练习，提示本文的中心思想是“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种分析是符合作者意图的。但是，作者以该句来揭示文章的中心思想，却是不贴切的。当然，错误不来自今之编者，而来自古之作者。

苏轼在此犯了什么错误呢？笔者以为犯了观点与材料不一致的错误，即本文的内容推论不出“事不目见耳闻……”这一观点。其一是中心思想与李渤其人挂不上钩。作为“笑李渤之陋”的文章，该是“笑李渤”“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之陋”。但是，作者所叙之材料却说李渤“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事实为李渤不仅“目见耳闻”，而且动手实验了。如此，李渤当然不应在作者质问“可乎”的对象之列，“可乎”之“矢”怎能射中并非“的”的李渤呢？苏公岂不放了一空炮！其二是中心思想与得名由来这一内容挂不上钩。若是仅仅判断事物的有或无，“目见耳闻”的确是快捷可靠的方法；但若是探究其所以然，便不是一看便知、一听便明这么简单了。而本文所争辩的不是石钟山的“有无”这种直观性的问题，而是石钟山得名的由来这种理论性的问题，远非一经“目见耳闻”便可奏效的。文章叙述李渤和苏轼都“目见耳闻”了石钟山的有关情况，但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便是“目见耳闻”并非唯一法宝的佐证。既然争论的问题不是“有无”，问题的症结又不在是否“目见耳闻”，那么苏文的“中心思想”明显与材料不一致。无论从逻辑思维来说，还是从文章章法来说，都是疵病。

          三、笑人者，人笑之

《石钟山记》是散文中的千古名篇，但“苏说”却不是千古定论。毕竟人们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其艺术魅力的，而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来肯定其科学价值的。

    苏轼在夜泊石壁调查后，如他“笑李渤”似的，也“自以为得其实”，得意洋洋地对儿子宣布自己的“新发现”。苏轼此刻多么自负！但“苏说”也免不了被人“疑之”的命运。到清代，“得名说”旧话重提，并掀起了一个争辩的小高潮。先是周准“寻思坡公所见，犹为知之未尽。盖是山石质轻清，又复空中多窍，所发风水相值，独锵锵若金奏”（《 游石钟山记》），对“水石相搏发声”说补充了一个“内因”：“石质轻清”。认为如果不是“石质轻清”，即便“空中多窍”，与风水相吞吐，也不能发出噌吰之音。“周说”明显“兼容”了李渤和苏轼的观点。接下来是曾国藩曰：“石钟山者，山中空，形如钟。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求阙斋日记》）——以其人之“语”，还治其人之身，语气够刻薄的。——曾国藩打破了“以声得名”的框框，开拓了“以形得名”的新思路。常与曾国藩同游石钟山的湘军将领彭玉麟撰《石钟洞序》，谓“冬潮落则（石钟洞）门出焉”，彭入洞内考察，看到不少无年代可考的题诗题词，发现“全山内空如钟覆地”，认为山之得名，“似宜以形论不以声论。苏子所谓窾坎镗鞳噌吰如乐作者，乃过其门未入其室也。”彭实际上也是“笑”苏轼之“陋”，但碍于苏的名气太大，赶紧声明自己“非敢妄议古人，不过亲历其境，身经目睹，以形象意度之”——言外之意是强调自己并非“臆断其有无”！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的《春在堂笔记》卷七记下了“彭说”，郑重介绍“余亲家翁彭雪琴侍郎……驻江西最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他的亲家翁对石钟山相当熟悉，其观点是可信的。今人考察认为，石钟山既有钟之“声”，又具钟之“形”。前人的观点都有道理，但都不全面。

 “苏说”遭到质疑甚至否定，似乎也是势在必然。因为：

第一，“苏说”的理论依据患有“先天不足症”。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臆断”固然不能获得真理，但事物“目见耳闻”了，就一定能得到正确认识吗？否！苏轼十分强调的“目见耳闻”，其实只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无A（目见耳闻）必无B（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但有A却未必能B。例如，李渤，苏轼，直到清代的周准，曾国藩，彭玉麟，都是就游历石钟山的“目见耳闻”而作出判断的，都不是“臆断”，但他们的观点并不相同。这至少说明“目见耳闻”后的判断不可能都正确。

“目见耳闻”固然有其可靠性，但也有其拘限性。且不说见闻有真伪之分、全面片面之别；也不说“见”的时间有朝暮和四时之异；仅仅看的角度不同，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这就是“目见耳闻”的“先天不足”处。苏轼自己就深有体会嘛，同样是看，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呢！“苏说”比之“郦说”，详则详矣，然而角度是一致的，都可比之为“横看”——水石相搏而发声。“李说”则有如“侧看”——扣石而发声。

第二，石钟山得名的原由可能本来就具有多元性。石钟山，是比喻式的称呼。能构成“比喻”，是因为二者有某一相似点或某些相似点。而相似点的认定，是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决定了石钟山得名的由来可能具有多元性，不像“华阴”这一类解说式的地名只有“在华山北面”这一种解说。“石钟山”从字面分析，可有多种理解。一是像石头钟（非金属钟）一样的山；（石头钟，以石做成的钟，既可“以形”论，也可“以声”论，亦可“以声、形”兼论。）二是石头如钟的山（石头如钟，只宜“以声”论）。截至目前，“得名由来说”恰好有以形论、以声论、以声形兼论这三种，大概不是什么巧合吧。

[1] [2]  下一页

《石钟山记》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