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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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水观音

 　　今夜，我读着那首为靖节先生赢得千秋万世名的《饮酒》诗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思绪便止不住地飘飞起来。想象中，先生应该是一个面容微黑的中年人，耕读庐山下，往来尽农家，逍遥自在地过日子。一样的魏晋风度，虽不清贵，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自有一番风流别致。先生啊，不承望如此闲情偶寄，一不小心就成了雕塑，永远地留在了文学史上。 

　　《古学千金谱》曰：“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碍，空洞无崖，故所见高远，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妄干。有时而当静境，静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心无异者，远故也。心不滞物，在人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即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这首诗在情、景、理的交融上，在理趣的高超上，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我常常感到困惑，李杜文章在，光焰尚可究，那是什么东西使得先生的文章如此之美，却又美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时复墟里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益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陈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田园诗人”，呵呵，先生听了可能会笑哦。那些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在先生看来，是怎样的一种负担呀。唯有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这样的体会，一千多年前的庄子也曾有过，那是毫不理会世事的相忘江湖的神仙气质。先生又一次提起，却成了任世事变迁的相濡以沫的脉脉温情。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我常常在脑中勾勒先生劳作田间的画图，不知道先生如何便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又是如何靠着零丁的诗文将魏晋以降的人的觉醒提高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高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初唐的诗人王绩有一首《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相逢秋月满，更逐流萤飞。”唐人绝句，自有玲珑剔透美不胜收之处。然而先生的“有风南来，翼彼新苗”，一句足当千古。何也？盛唐诸公的田园之趣在审美，而先生的对象却是一个人文化的自然，是个眼前的自然。于是，自然景色在先生这里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是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倾耳无希声，举目皓以洁”；“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各种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的情意，而表现得那么自然、质朴。大谢小谢终富贵，笔下山水也带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门阀高度；孟浩然的山水太过青春浪漫，多了少年求道的激情歌咏，少了山水的涵淡之味；王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而不论是辋川还是竹里馆，都充满了寂灭的禅意，冷冷地透着寒意。山水草木只有在先生笔下才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盎然生意。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的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先生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淡冲和、超然物外，向来被人认为是一种道家的气质，是东晋玄学影响下的审美心理。但是我觉得，先生更是个儒家，先生诗中的这些妙处，很多得力于那股儒家气质。 

　　假如撇开时间上的距离，我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倒是跟宋代理学家所提倡追求的那种境界相类似。《论语·先进篇》中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孔子问众弟子之志，曾点回答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说：“吾与点也。”台湾张亨教授《论语论诗》中评论这一段：“这一陈述虽然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简单的经验，却具体的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来。因为这些活动并不只是单纯现象，而是感染着活动者的心境，呈现出圆满自足的情趣；这是无目的性，又无所关心的满足；同时也是从其它的现实经验中孤立出来，不受干扰的状态。这明显的是一种美感经验。”这正是宋代理学家所推崇的境界，人生即是审美。程颢曾言：“自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朱熹对这句话有一段很妙的注解：“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常之用，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悠，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外。”这句话真是先生为人为文的传神写照。这种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以不否认现实为前提的，这样的精神境界其实正是儒家精神的审美化表现。宋明理学家经常爱讲“孔颜乐处”，把它看成人生最高境界，其实正是一种不怕艰苦而充满生意、属伦理又超伦理、准审美又超审美的目的论的精神境界。康德的目的论是“自然向人生成”，在某种意义上仍可说是客观目的论，主观合目的性只是审美世界；宋明理学则以这种“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的主观目的论来标志人所能达到。超伦理的本体境界，这被看作是人的最高存在。这个本体境界，在外表形式上，确乎与物我两忘的非功利的审美快感和美学心境是相似和接近的。前面说哲学与文学的结合造就了先生的卓越成就，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是搦管为文，然其文境界愈高，则其人境界亦必高。 

　　先生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尽管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是自觉的从这里退出来的。在他的诗文中，响着与阮籍等人颇为相似的音调：“密网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路而归耕”；“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等等，都是有着政治的内容的。由于身份、地位、遭遇、境况的不同，先生的这种慨叹不可能有阮籍那么尖锐沉重，但它仍是使先生逃避“诚足贵”的“荣华”，宁肯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的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耕作、写诗上，但是尽管他是政治上的退避，但是并没有后期封建士大夫的人生空漠的感觉，反而他对现世的生活充满了热情。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中言道：“他的血也曾沸腾过，但他仍能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和漫不经心的口吻吟咏他的诗句。仿佛是等烧开的水稍凉以后再沏他的茶。一团火包在冷峻的语言里，自然有一种悠然的气度和透彻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先生除了一般为人所注意的“悠然见南山”外，还有“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干云浩气，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鲁迅先生曾经说：“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梁启超先生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更是认为先生“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极热烈极有豪气之人”，“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对他的品格进行另外一种，或许也是更接近先生本真的解释。 

　　哲学和诗在低层次上大概是互相排斥的，哲学的抽象思维可能破坏诗的形象，就如同玄言诗在文学上的失败。然而层次越高就越可以互相补充交融，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卓越的诗歌天才倘若集于一人，则两者都能臻于超乎寻常的境界。乍一看，觉得陶诗十分枯淡，仔细品味，便觉得丰腴处别有深意。苏东坡在《与苏辙书》中言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进一步解释道：“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陶诗的特点正在不平不奇，不枯不腴，不质不绮，因为它恰到好处，适得其中；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一眼看去，却是亦平亦奇，亦枯亦腴，亦质亦绮。”可以说，正是由于先生本人独具魅力的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才能将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性质调和在一起。然而说到这里，又有了问题。先生实在是个最最平易和气的文人，恐怕他自己也未必承认自己是什么哲学家，但是他却用诗中塑造了自己，塑造了后代人眼中的陶渊明。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他虽然认为先生的思想偏向道家，但“外儒内道”的看法实在是眼光锐利。但是依我看来，他的思想应该是儒道结合的浑然产物，无所谓内外之分。陈寅恪先生同文中说：“推其造诣所及，殆与千年后之道教采取禅宗学说以改进其教义者，颇有近似之处，然则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章品节居古今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宜为结尾。 

　　 
　　[后记]前些日子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魏晋隋唐部分，对陶渊明的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今晚与人聊天，提到陶渊明，居然碰上“相对来说，陶远明的经历太俗，也没什么太值得一提的地方”、“女孩子应该喜欢李商隐”等等荒谬言论，我是个倔强的人，而且，偏偏就喜欢陶渊明。为此原因而写文章不免草率，罪过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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