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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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热情，随着屡遭挫折而渐渐消退。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字里行间弥荡着浓浓的感伤情绪,寄托深微，加以绘声绘色的铺排描写，多方面的气氛烘托以及流转和谐的韵律声调，艺术上达到很高成就。但随着元和六年，母亲去世和爱女夭折。白居易丁忧居渭村三年期间，又贫又病，靠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日，后又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几年内经受了至亲离丧、仕途失意的一连串打击，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从此，他开始转而求禅问佛，
　　“作为一个被人世矛盾和苦恼击倒的人，把佛教作为净化灵魂的教义和实践”。〔注三〕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正如其在《晏生闲吟》中表明的：“赖学禅门非想定，千愁万念一时空”。白居易晚年更加厌苦尘世烦恼，力求加以解脱，转而信奉净土宗，声称要“度脱生死轮”，“永洗烦恼尘”(同前)，以踏上往生极乐的西方净土，他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中说愿“焚香作礼，发大誓愿……愿我来世，一时上生”。在白居易后期的很多作品中明显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即使是菅家道真，在他的组诗中也“看不到在白居易《新乐府序》和《秦中吟序》中那种关于表现意图的明确宣言”，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注四〕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注五〕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族从兴盛走向衰亡，平素沉溺于荣华的上层贵族产生了失落感，深感人世之无常，平素不满于现状的中下层贵族更加厌世，祈求来世的极乐世界，便广泛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促成了佛教思想的盛行。这也使他们对白居易诗歌中的老庄享受现世的逍遥观念和佛家追求来世的解脱思想引起了深深的共鸣，纷纷效仿白居易的寄情诗酒、放纵自娱，以求得心理的寄托和慰籍。平安时代的《源氏物语》、《枕草子》、《伊势物语》、《和泉式部日记》等作品中，都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公卿贵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

引文注释：

注一：新罗之别称。《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脱解尼师今）九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黎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阏智。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
注二：引自杜晓勤《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注三：引自筱原寿雄《白居易的文学和佛教》
注四：引自松浦友久《试论中国诗歌的讽喻性――以<白氏文集>和<菅家文草>为例》
注五：引自叶渭渠《日本文化史》
参考书目及资料：
《日本文化史》　叶渭渠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白居易研究论文选》马歌东译 三秦出版社
《日本文学史》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日本史》　南开版
《新唐书.列传第四十四 武李贾白》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 陈友琴编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杜晓勤著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林文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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