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积淀深厚，博大精深，对亚洲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邻邦国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日本所受影响最深。自奈良时代kai始，随着大量遣唐使的派遣，文化的交流日益加深。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史书《日本书纪》，从体例到语言都受《汉书》的影响，公元751年《怀风藻》的问世，标志着日本文人诗歌创作的肇始，这也是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明显地受到《诗经》和《昭明文佚》的影响。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还出现过汉诗文几乎压倒日本传统文学的时期（即从《万叶集》后期的759年到《古今和歌集》成立的905年的大约150年之间），人们称之为“国风黑暗时代”。直到宽平二年，朝廷接受菅原道直的建议，废止遣唐使，对外采取封闭策略，日本的传统文学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影响后世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
　　据考，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据《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当时传到日本的有《白氏文集》（70卷），《白氏长庆集》（29卷）。根据日本学者金子彦二郎著《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统计，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首，几乎占半数。另据川口久雄统计，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首之多。
　　当时在日本凡谈及汉诗文者，言必称《文选》和《白氏长庆集》。据《江谈抄》记述，当时和白居易同时代的日本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对《白氏文集》最是钟爱，相传他在最先得到白氏文集时曾秘藏偷读，视为珍宝。后来他要考验臣子有没有学问，就故意把白居易的诗念错，考考这个臣子熟不熟白居易的诗句，若是熟，就代表这个臣子很强。一次嵯峨天皇在召见臣下小野篁时，赋汉诗曰：“闭阁惟闻朝暮鼓，登楼遥望往来船。”小野篁奏曰：“圣作甚佳，惟‘遥’改‘空’更妙也。”天皇感慨道：“此乃白乐天句，‘遥’本作‘空’，仅使卿耳，卿之诗思已同乐天矣。”可见小野篁对白诗的熟记已达到背诵如流的程度，因此他也有“日本白乐天”之称。日本《史馆茗话》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平安时代的汉学世家菅原、大江两家也都是长庆集的崇拜者。据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一文中统计，菅原道真在《菅家文草》中引用、化用《白氏文集》达500多首诗，80多次，并有所创新和发展。据记载，后醍醐天皇在收到菅原道真的诗集后，以“见右丞相献家集”为题，作诗大加赞赏，曰：“更有菅家胜白样”，并在诗后自注：“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由大江维时给醍醐天皇、村上天皇侍读，此后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据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统计，《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之多。当时白居易还在世。诚如明万历46年，那波道圆在和活字版《白氏文集》之（后序）中所言：
　　诗文之称于后世，不知其数千家也。至称于当时，则几希矣，况称于外国乎？……在鸡林〔注一〕，则宰相以百金换一篇，所谓传于日本新罗诸国。呜呼，菅右相者，国朝文章之冠冕也。渤海客睹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岂复右相独然而已矣哉？昔者国纲之盛也，故世不乏人，学非不粹，大凡秉笔之士，皆以此为口实，至若倭歌、俗谣、小史、杂记，暨妇人小子之书，无往而不沾溉斯集中之残膏剩馥，专其美于国朝，何其盛哉！
　　在我们看来，唐代最伟大的诗人无论如何也要首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要排在较后面。为何在日本，白居易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由于白居易的经历十分丰富，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的日本平安文坛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对大部分初学汉诗的人而言，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凭空是作不出好诗来的，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范例或辞典，以供借鉴模仿。前面提到的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就是应当时的这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这就类似我们小学时候用的模板，在自己还不太会写文章的时候看的名家或典型作品，天下文章一大抄，多了就知道怎么写。典型的平安朝廷的诗人就是这样，他们翻翻《千载佳句》，自己当下要写什么诗，就专门看那一类的作品，化用其中的句子。不管如何，这是一种练习，若是能超脱，就会建立自己的风格。日本人有自己的和歌，不过和歌也常是从中国文人的作品中转化而成的。《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先录其典据之诗句，后附和歌；所载的和歌，即是依原诗句翻译蹈袭、或摄取转化而来。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二、白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白居易的诗歌大量吸收民间语言，具有很强的通俗性、现实性和平民性，号称“老妪能解”。据南宋初释惠洪《冷斋夜话》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之否？曰解，则录之；不解，则不复集。”白居易自称：“稂莠秕稗，生于縠反害谷者也；yin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白居易以其天才，作诗既意求通俗，不避俚语，天下俚俗语，遂几尽在白诗中。王荆公因此叹曰：“天下好语被杜子美道尽，天下俚语又被白乐天道尽。”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注二〕据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号为元和诗。……然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居易自己给元稹的书信当中也说：“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白诗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
　　曲高则和寡，李白的诗汪洋恣睢，如阳春白雪，难以摹仿；白居易的诗则明白晓畅，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能达到李白、杜甫这样的水平的中国诗人又能有几个，何况是日本人？因此，不管平安朝的贵族文士们对汉诗如何热心，也不管他们如何热中于汉文化，要运用繁难的中国文字、生疏的中国语言来写出天马行空、工巧深刻的诗文来，那谈何容易！李白、杜甫等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肯定是学不来，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摹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首首如剑，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并称这类诗旨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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