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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与鲁迅

浏览次数: 905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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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如果少了鲁迅，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脊梁，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与他同时代的人，而且经久不衰，对后人也有着巨大的影响。鲁迅富于创造力和想像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文人的创作；他的作品甚至超越了时代，即使是身处世纪末的中国，仍能感受到鲁迅作品不可抗拒的魅力。

　　鲁迅以深刻的观察无情地解剖了旧中国的种种病态现象，对于他的时代和民族，鲁迅始终是超前的。他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一支犀利的笔，捅破了“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中的人物一起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这实际上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灵魂的伟大拷问。

　　在《阿Q正传》里，鲁迅不仅刻画了一个旧中国社会里的典型的农民形象，而且还揭露出了造成个人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由此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而封建社会对人的吞噬，不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阿Q在临刑前的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就暗示了这一点。

　　鲁迅对病态社会的反思，来源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及立足于中西方两种文化之上，再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反观。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因为家道中落，他饱尝了世态炎凉，他自己在《〈呐喊〉自序》里回忆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少年鲁迅曾随母亲到绍兴乡下皇甫庄舅父家避难，在亲眷中受到了冷遇，被视为“乞食者”。加上后来留学日本，在异域受到的白眼和轻蔑，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在这个没落的大家，从小就受到了包括儒家正统文化以及佛、道、墨、法等非正统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以后，他前往南京求学，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之后，又东渡日本，对西方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在经历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更加透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鲁迅认识到，进入近代以来的中国之所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国人“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的心态是分不开的。这种心态虽然与国内外统治者所造成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密不可分，但究其深层原因，则不得不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心灵的束缚和毒化。以儒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两大特点，儒家文化倡导温柔敦厚，强调君子之志思无邪；道家文化则强调无为，强调“不撄人心”，心灵不受刺激，人自然变得心如槁木，无所追求。儒道合力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使中国缺少反抗之音。而潜移默化下的中国社会，则是精神受奴役而不自觉，麻木愚昧而不觉悟，甚至麻木到不以苦为苦，对别人的痛苦只报以隔膜和冷漠，甚至狠毒凶残。阿Q对于自己的生生死死一片浑浑噩噩，全然没有自己的意识，就算是杀头，他也只记起多年前遇到的一只饿狼的眼睛，未及细想，“耳朵里就嗡的一声，

　　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全未庄在阿Q死了以后，都说阿Q坏，城里舆论则“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就连吴妈也正眼不瞧阿Q，“却只出神地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这一幕幕凄惨隔绝而又充满恐惧的人生，构成了旧中国冷酷的生存现实。

　　对国民性，鲁迅已经思考良久，早在宏文学院，他就经常和许寿棠讨论这样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们此时的讨论虽然还不成熟，但是已经初步认识到了国民性中的奴性和缺乏反抗性。到了写作《阿Q正传》的年代，他对国民性的认识渐趋成熟，阿Q的精神就是“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阿Q精神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阿Q最爱面子，为了争面子，显示自己比别人高一点，他和人斗法宝，争豪气，比名气，发脾气，但偏偏阿Q是未庄最低一级，要权无权，要钱无钱，于是他头上那“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也成了他的骄傲，他向人们讲他进城的见闻，企图在煎鱼、葱丝、条凳和叉麻酱上找到自己见多识广、

　　因而比未庄人优胜的证据，而同时，以同样的原因说城里人的可笑；虽然见了赵太爷等战战兢兢，挨了耳光还得意洋洋，但是见了王胡等和他差不多的人却下意识地去欺负他，摆出自己高出一等的样子。

　　阿Q的自卑过了头，便成了自高自大，面对不如意的现实，阿Q索性一头扎进由怯懦、羞耻、嫉恨、矜夸等等得过且过地建构起来的梦幻式的自我感觉中，在常性的惰性和自欺中麻木地过着，嘴里嚷着“我过去比你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来安慰自己；在这样的心理中，“人上人”和“人下人”是同时存在的，而这种由自轻自贱养育的混沌和狂妄，正是中国人普遍的、与生俱来的精神存在。而且，鲁迅的独特性还在于，他虽然残酷地剥去了精神胜利式的欺和瞒，断掉自我逃遁的退路，但他的目的并不仅仅在此。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反抗社会，更是反抗自身。

　　所以，他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的呐喊，是“铁屋中的呐喊”，希望以觉醒的先驱的声音，唤醒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唤醒“铁屋子”里“许多熟睡的人们”，并且解放现实中活生生的个人的生命能量，真实地传达他们的心声，从而打破“无声的中国”千年如斯的沉寂，虽然鲁迅也知道，这种反抗不过是“绝望的反抗”，但这仍是对国民性中的惰性和奴性的反抗，具有可贵的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将阿Q精神做一番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则阿Q的存在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在《生计问题》里反映出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困惑；《恋爱的悲剧》里无家可归的惶惑，《大团圆》里面对死亡的恐惧，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包括投奔革命，最后都不免陷入失望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精神胜利法”，是他借以维持自身生存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这种前提下，“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样的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而获得满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了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只会是坠入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如同一个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永远无法摆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阿Q超越了时代，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

《阿Q正传》与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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