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诗词集》杂想之十

诗人自称要振兴旧诗，这当然只是关起门来自吹的牛皮。旧诗的社会基础、语言基础、群众基础全都崩溃了，好比一朵摘下来的花，还想老不凋谢，而且结出果实，未免不自量力。旁人看来，感觉也许就像八十岁的老太婆而还露出大缺牙来发嗲，巴望颠倒众生。但是，正像八十岁的老太太照样得过日子，旧诗也可以在一个小圈圈里做遗老，由几个死不改悔的爱好者自吟自赏。正常的社会也应该允许这些异己、异端留存。要把时代精神压倒个人性的论者，也许没想到，假使时代精神真那么统制一切，第一个给斩首示众的便是旧诗自己。旧诗拼命地向教化、教主献媚，实际也是迫不得已的求生策略。它明白讲“为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歌颂改革”而创作，它由政府、政协扶持，做着政府的宣传喇叭，很像一个伴主人吃饭的帮闲。只可惜喇叭音量小得像耳机，所讲稍似悄悄话，没人听见，大众对它漠然视之——这是一个旧诗爱好者非得接受的境遇；我得申明，我本人便是旧诗的衷心爱好者——目前旧诗的这个策略不会使它新生，只会催它更快地就死。也幸得当代旧诗没有振兴，少有读者，如果它真普及起来，那才是旧诗最可怕的灾难；大家倘以为这样的作品便是古代文艺的精华——旧诗，那旧诗的声誉真无药可救了。

旧诗还有个求生的法子，便是通俗、口语化，要求用当代的日常语来写作，以便取悦当代读者——毋宁说更是取悦作者。作者没有能力动用旧诗丰厚的语言贮备来传情达意，没有能力把散文语言提升为诗的语言，便借通俗口语化撑门面、遮羞面。“样子诗”里出场的那些烂熟语，实际已普及到当今的日常语中来，它两边沾亲，作者因而两头讨好。只可惜它已经磨损得算不上在达意。作者忙着讨好那两头，“诗”自己便受冷遇，灰溜溜地跑得老远了。“诗的语言”一个概念本身是反对于“日常语言”的，所以提出这个说法，恰为了把它同日常语分别开来。旧诗是古代书面语而非日常语的产物，并且比普通书面语更为讲究。

毛在《致陈毅》信中讲：“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他把“民歌、新体诗歌”几个字打上着重号。建国后的旧诗论者有个风气，爱从古代诗人身上寻找民歌、民间的影响，一旦找到，诗立即涨价、诗人也跟着升级。他们对这点太夸大了，稍有阅读经历便知道，那类作品在古代极少，而且，把它们全部删掉，丝毫不会减损旧诗的成就。诗人固然常从民间拿来诗体，可是，那个诗体定成形、有成就，恰恰在它经过文人化之后。旧诗的个性，一直是文人的、书面的。

能否剥掉旧诗的文言基础，从而抛弃它的语言贮备，来把它移植到现代汉语上？这是深可怀疑的。即便有这个可能，它也将是极为苛刻的现代书面语，决非现代口语。口语与诗的语言至少有个区别：口语不够凝练，不重视节奏音韵。诗当然可以使用口语，不过，那是把诗来征服口语的结果，经诗选择出、提炼成的口语，在形式上含有诗性，内涵上富于诗意，这两点都并非日常口语必备的。当代的口语化，没有把诗去征服口语，反而把口语来征服诗，因此口语入诗误为口语即诗，通俗化归为庸俗化，出现大批顺口溜、快板书以至春节玩龙灯时“发彩头”似的作品。那不是具有口语样子的诗，而是具有诗样子的语言垃圾。聂诗便爱用口语、日常语、流行语。“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里，“白”便是口语中“白白地、空自”那个意思的“白”；“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里，“信口雌黄、交心、坦白”也是日常语、流行语；他写念报的红色姑娘“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全把口语来做对仗。可是，我们看得见，他花了多大的气力把口语挑选、俪比，改造得合于旧诗的形式，锻造出宜于旧诗的境界。那些口语经他手下不留情的揉搓，不但像脱掉层皮，简直已经脱胎换骨了。把口语视为灵丹妙药的那些论者，只顾着吹嘘，当然没功夫注意到驯服口语会这样费劲；口语是些僻乖的野马，不比用熟的旧词，只好像养乖的家狗，随唤随来。口语虽被视为灵丹妙药，可是你未见得有足够的才力、付得起昂贵的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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