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书话》·《金瓶梅》杂说

　　从青年时起，《金瓶梅》这部小说，也浏览过几次了，但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稍后，从事文学工作，我发见，从文字爱好上说，这部书并不是首选，首选是《红楼梦》。我还常常比较这两部书，定论：此书风格远不及《红楼梦》。

　　今年夏季，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金瓶梅》的删节本。说它是删节本，就是区别于过去所谓的“洁本”。我过去读到的洁本，是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上连载的，虽未读完，但记得是删得很干净的。人文此本，删得不干净，个别字句不删，事前事后感情酝酿及余波也不删。这样就保存了较多的文字，对研究者有利，但研究者还是需要读全文。究竟哪一种删法好，不在这篇文章研究之例，不多谈。

　　想说的是，我已是老年，高价买了这部书，文字清楚，校对也比较精细，又有标点，很想按部就班，认真地读一遍。这倒不是出于老有少心，追求什么性感上的刺激；相反，是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做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

　　我从来不把小说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小说，更不能写好小说。“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去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

　　自从唐代，小说这种文体，逐渐完善起来，就成为对人生进行劝惩的一种途径。在故事结构上，就常常表现一种因果。释道两家也都谈因果，在世俗中形成一种观念。但是，文学上的因果报应说，实际上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小者、不幸者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并不如此。因为善恶的观念，有时并不稳定，有时是游离的，有时是颠倒的。这种观念受时代的影响，特别是经济、政治的影响，这种影响，随形势变化而变化。

　　我并不反对，有些小说标榜因果报应。因果，就是现实发展、变化的规律。事物都有它的起因和结果。起因有时似偶然，然其结果则是必然。其间迂回、曲折，或出人不意，或绝处逢生，种种变化，都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作家能真实动人地反映这一过程，使读者有同感，能信服，得警悟，这就是成功之作。起于青萍之末也好，见首不见尾也好，红极一时，灯火下楼台也好，烟消火灭，树倒猢狲散也好。虽是小说家点缀，要之不悖于真实。兴衰成败，生死荣枯，冷热趋避，人生有之，文字随之，这是毫不足奇的。小说家常常以两个极端，作为小说结构的大布局，庸俗者可成为俗套，大手笔究竟能掌握世事人生的根本规律。在写因果报应的小说中，《金瓶梅》是最杰出的、最精采的一部。它不是简单的图解和说教，它是用现实生活的生动描绘，来完成这一主题。

　　历来谈《金瓶梅》者，每谓西门庆这一人物，实有所指，就是说有个真实的人做模特儿，这是可以相信的。很多著名小说中的人物，都有所依据。前人说“蔡京父子则指分宜（严嵩）”，也并非妄言。

　　最古老的小说，主角多是神魔，稍后是帝王、将相。唐代传奇，降而描述人生，然主人多非平民，而是奇逸之士。《金瓶梅》始转向现实，直面人生，真正的白描手法，亦自它开始。

　　《金瓶梅》选择了西门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族。用这个人和这个家族，联系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朝廷、官场、市井，各行各业，各种人物。这种多方面的，复杂的人物和场景，是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局面，也是这一书开创起来的。

　　《金瓶梅》运用了写实的手法，或者说是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不避繁琐。采用日常用语，民间谚语，甚至地方土话，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色彩和气氛，也是它的创造。

　　这部小说保留的民间谚语，比任何小说都多，都精彩，它有时还用词曲韵语，直接代替人物的对话，或对事物的描写。

　　作者选择一个暴发户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和时代有关的。通过这样的人物，表明明代中季社会的面貌和内涵，最为方便。外国小说，有只写一个普通农民，普通工人的，并不要求人物社会地位的显赫。中国小说的传统，则重视主要人物的社会地位及其联系面。用广泛的接触，突出时代的特性。《红楼梦》写的是八旗贵族，这是清初的时代特征。《金瓶梅》写的是山东清河县内，一个暴发户的生活史。每个封建王朝，都会产生一大批暴发户。元朝蒙古入侵，明朝朱元璋定统，都产生了自己的暴发户。暴发户不只与当时经济制度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必须投当代政治之机，与政治制度有关。它用市井生活做背景，这是明中叶社会生活的缩影。

　　曹雪芹是八旗子弟，《金瓶梅》的作者，则属于下层。然其文化修养，艺术素质，观察能力，表现手段，都不同凡响，虽尚未考证出作者确实姓氏，但他一定是个大手笔。他是混迹于市井生活的人，不是什么显贵。对当时政治的黑暗，看得很清楚。他对这一社会充满憎恶之情，但写来不露声色，非常从容。他也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所以写了那么多露骨的yin亵文字。他力图全面表现这一社会，其目的当然不会是单纯的泄愤或报复。他是锐意创新的，他想用这种白描式的社会人情小说，一新读者的耳目，并引导读者面对人生现实。他的功绩不只在于他创造了这部空前形态的小说，而在于他的作品孕育了一部更伟大的《红楼梦》。

　　不仔细阅读《金瓶梅》，不会知道《红楼梦》受它影响之深。说《红楼梦》脱胎于它。甚至说，没有《金瓶梅》，就不会有《红楼梦》，一点也不为过分。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产生的，任何天才的作家，都必须对历史有所借鉴。善于吸收者，得到发展，止于剽掠者，沦为文盗。

　　《金瓶梅》所写的生活场景，例如家庭矛盾，婚丧势派，妇女口舌，宴会游艺，园亭观赏，诗词歌曲，无不明显地在《红楼梦》中找到影子。当然《红楼梦》作者的创作立意、艺术修养境界更高，所写有其独特的色彩，表现有其独特的个性，在多方面，都凌驾于《金瓶梅》之上，但并不能掩盖它的光辉。

　　任何艺术，比较其异同，是困难的，也是蹩脚的。在艺术上，不会有相同的东西，这是艺术的创造性所确定的。但是，我在读“金”的过程中，常常想到“红”，企图做一些比较，简列如下：

　　一、“金”的写法，更接近于宋元话本，它基本是用的讲述形式，其语言是诉诸“听”的，它那样多地引用了唱词曲本，书也标明词话，也从这里出发。

　　二、“红”的写法，虽也沿用宋以来白话小说的传统，特别是“金”的语言的传统，但它基本上是写给人看的，是诉诸视觉的。它的语言，不再那样详细繁琐，注意了含蓄，给人以想象和回味。

　　三、“红”语言的这种特点，是源于作者的创作立场和主观情感。“红”的作者，写作的目的是感伤自己的身世，追忆过去的荣华。在写作中，他的心时时刻刻是跳动的，是热的，无论是痛哭，或是欢乐。

　　而“金”的作者，所写的是社会，是世态，是客观。“金”的作者对于他所描绘的世态也好，人情也好，都持一种冷眼观世的态度。这些描述，在他的笔下虽是那样详细无遗，毛发毕现，总给人一种极端冷静的感觉，嘲讽的味道。这一特点，当然也表现在它的语言上。

　　四、“金”的写法，更接近于自然主义，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较之“红”，是少得多了。对于世态人情，它企图一览无余地倾倒给读者：“你们看看，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那些猥亵场面，也是在作者这样心情下，扔出来的。而“红”的作者对他所描写的东西，都精心筛选过，在艺术要求上，做过严格的衡量。即使写到男女私情，也做了高明的艺术处理，虽自称为“意yin”，然较之“金”，就上乘得多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道学家的思想。最近看了一本马叙伦的《石屋余沈》，他在谈到yin秽小说《绿野仙踪》时说：“即中年人亦岂可阅！不知作者何心。”他是教育家，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这些yin秽文字，在“金”的身上无疑也是赘瘤。

　　五、因此，虽都是现实主义的艺术珍品，就春艺术境界来说，“红”落脚处较高，名列于上，是当之无愧的。

　　西门庆是个暴发户，他的信条，也是一切暴发户的生财之道：“要得富，险上做”。他除去谋求官职，结交权贵（太使、巡按、御史、状元），也结交各类帮闲、流氓打手，作为爪牙。他还有专用的秀才，为他歌功诵德，树碑立传。他开设当铺、绸缎铺、生药铺，这都是当时最能获利的生意。他放官债，卖官盐，官私勾结，牟取暴利。他夺取别人家的妻妾，同时也是为了夺取人家的财货。娶李瓶儿得了一大笔财产，娶孟玉楼，又得了一大批财产。这是一个路子很广，手眼很大，图财害命，心毒手狠的大恶棍、大流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无疑是当时社会上最惹人注意的形象，因此，也就是时代的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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