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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浏览次数: 874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标签：高中同步辅导,高中语文知识,http://www.350xue.com 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2000年冯骥才对鲁迅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刘禾的国民性神话理论。刘禾认为鲁迅的国民性理论，是受蔽于美国传教士明恩浦的殖民霸权话语，进而否定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客观存在。本文对刘禾的后现代方法、后殖民观点给予系统驳析，正面阐述了明恩浦著述历史合理性，并肯定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当代意义。

 

   １鲁迅生前肯定已料想到他死后依然逃脱不掉被污蔑被攻讦的命运，所以，象王朔之类的鲁迅批评，先生如果有知是不会感到意外的。但先生决然不会想到的是，在他身后六十多年，有人竟将他视为西方传教士的精神傀儡，并以挽救者的姿态，要清除他身上的殖民话语遗毒：“我们太折服他的国民性批判了，太钦佩他那些独有的‘文化人’形象的创造了，以致长久以来，竟没有人去看一看国民性后面那些传教士们陈旧又高傲的面孔。”如果这批评是来自新锐批评家或那些文坛泼皮倒也罢了，偏偏它却出自并不新锐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之手。因此，当我初读冯先生2000年那篇批评鲁迅的文章[1]之后，曾感到嗖嗖一股冷气袭来，一时间，搞不懂冯先生这是怎么了：在写小说、舞丹青、弄文物、护古城之外，竟也玩起以毁“鲁”为荣的文化批评来了？再说，鲁迅先生确曾以典型解剖的方式犀利地批判过中国国民劣根性一面，但冯先生自己也曾以人像展览的方式广泛暴露过中国国民腐朽性的一面。既如此，这“国民性”批评怎么会突然成为问题了呢？在文学家冯骥才的背后是否也站着某位西方理论传教士呢？我暗自猜度。

后经学界朋友指点，我终于找到了谜底，并看到了批评家冯骥才身后刘禾那新锐又自信的面孔。我这才知道，冯先生的文章，不过是刘禾国民性神话理论的一次批评实践而已。而与冯先生的文章比较起来，刘禾的文章更学术但也更片面，其观点更难苟同。由于国民性理论关系到对鲁迅形象、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对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思潮的重现认识评价，不能不加以辩驳，于是，便产生了这篇对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2]质疑的文章。

 

２以反对西方殖民话语霸权为己任的刘禾，是很懂得占据话语制高点的。请读她文章的开篇：

“国民性，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从晚清到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想象被这个话题断断续续地纠缠了近一个世纪。无论理论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尖锐，争论多么激烈，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共识：相信国民性是某种‘本质’的客观存在，更相信语言和文字在其中仅仅是用来再现‘本质’的透明材料。这种认识上的‘本质论’事实上模糊了国民性神话的知识构成……绝大多数学者不是把目光集中在如何给中国的国民性定调子、下结论上，就是在它和阶级性这两个概念之间争论不休，可是，一个比它们更有意义（且属于前提性）的问题，却被彻底地排除在视野之外：‘国民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范畴？它的神话在中国的‘现代性’理论中负载了怎样的历史意义？”

    这真是先声夺人。刘禾超越了百年来众多理论家的分歧，而对他们公认的“国民性”话语前提进行提问。说是提问，其实前一个答案她已先验地给出了，即“国民性”话语是一种神话知识[3]；后一个的答案她也在文章中解答了，即“国民性”话语是为西方殖民者张目的霸权话语。正是站在这一话语“制高点”上，刘禾几乎将百年来所有推进中华民族进步解放的思想文化先驱们，统统一网打尽，使他们或者变成被国民性神话蒙蔽者，或者成为国民性神话能动诠释者。

    前者如梁启超、孙中山：梁启超从日本引入国民性理论，是用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他们的奴性、无知、自私和缺乏自由理想是国民性的一大缺陷。“值得玩味的是，梁启超和孙中山两人都曾是抨击西方帝国主义的先驱，然而，他们的话语却不得不屈从于欧洲人本来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国民性的理论。”后者的典型则是鲁迅。据刘禾说，“鲁迅国民性思想的主要来源”[4]就是明恩溥教士写的那本《中国人的素质》（以下简称《素质》），鲁迅的阿Ｑ简直就是明教士理论的拷贝。鲁迅几乎是在形象化地阐释作为殖民话语的国民性理论。

 显然，刘禾这种“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思想史结论。但正因其偏激如此，也使她的结论极其脆弱、不堪一击。因为刘禾虽然可以颠覆话语，却毕竟不能改写历史。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五四”运动及鲁迅等思想先驱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化启蒙，才使中华民族步入不断革新、革命的道路，才有了中国的百年振兴。假如按刘禾的逻辑，百年来，我们的思想先驱们统统都受蔽于国民性神话，上了殖民霸权的当且自觉为其张目，那西方殖民者称霸中国的野心岂不早就实现了吗？今日刘禾们又怎能进入美国的学术话语中心，以充满自信的姿态，做这样的思想史翻案文章以对抗后殖民话语霸权呢？

   

    ３读者如果认为刘禾就这样容易被驳倒，那就错了。实际上，我们尚未与她交手呢。因为我的上述结论依然属“本质论”的实证产物，而根据刘禾的理论，讨论要在语言文字构成的“不透明”的话语层面上进行，而在这一层面上，所谓百年来中华民族素质大大提高这一事实都未见得存在呢！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中，她便曾在括号中提出这样的质问：“人们开口闭口讲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讲传统的愚昧(好像现代就不愚昧)”[5]。既然这样，我们就无权“开口闭口”讲晚清的愚昧；而没有晚清的愚昧，还谈什么思想启蒙与进步呢？不要认为刘禾是在这里玩偷换概念的游戏，她的这一质问是严肃的，在这背后，透露出的正是刘禾反对国民性话语霸权的坚定立场。因此，我们必须正面领教刘禾的国民性神话理论。

根据刘禾从“跨语际”语源学研究的结果：“‘国民性’一词(或译为民族性或国民的品格等),最早来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是英语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译……。19世纪的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国民性的概念一度极为盛行。这个理论的特点是,它把种族和民族国家的范畴作为理解人类差异的首要准则(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冷战后的今天),以帮助欧洲建立其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这种做法在一定条件下剥夺了那些被征服者的发言权，使其它的与之不同的世界观丧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根本得不到阐说的机会。”显然，刘禾认为，这种国民性理论就属于赛义德所揭露的“东方主义“，其目的是要虚构出一幅“妖魔化东方”画图，为西方的话语和政治霸权提供依据。在中国，它的具体话语实践者，就是１８７２年来华传教的明恩溥教士（即刘禾说的斯密思）。

刘禾认为，明恩溥的话语，绝不只是反映现实，而且塑造、创造了现实，“它改变了西方的自我概念，也改变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知识受当时的理论决定，而与现实少有关系。”只是由于众多思想先驱，特别是鲁迅，没识破这一点，反而相信并认同了这一国民性理论的神话，才使我们确信明恩溥所做的国民素质描述是真实的存在。今天，刘禾的使命，就是揭露这一“阴谋”，让我们从国民性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并象冯骥才先生那样，廓清罩在先驱们头上的迷雾，夺回属于中国的话语权力。

    这就是刘禾反对国民性神话理论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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