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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浏览次数: 874次| 发布日期：12-29 13:48:22 |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标签：高中同步辅导,高中语文知识,http://www.350xue.com 质疑“国民性神话”理论——兼评刘禾对鲁迅形象的扭曲,
影响到他。某些地区，有时似乎所有的人都睡着了，好像狗熊冬眠一样。大

家规律地在夏日午后的头两个小时，不拘地点，依本能睡着。在这季节，午

后两点的静寂可比午夜两点。对于劳工阶级和很多其他的人而言，睡觉的姿

势无关紧要。设想在中国找一百万、一千万的人来作下列考试，是毫无问题

的:试验他们躺在三轮推车上，像蜘蛛一样头朝下，张大了嘴含着苍蝇，是

否睡得着。

 

 刘禾说：“这个段落很能代表斯密思的笔调，他在语法上使用现在时态和‘中国人',这个全称来表达‘真理’,描述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本质差异。睡眠，一个人们共同的生理状态，在这儿被用来描述文化差异，而其意义早已被西方人优越的前提决定。这儿要紧的,不是描写错误的问题，而是语言所包含的权力问题。”刘禾还认为，文中轻蔑的比喻，表现了明教士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和他与中国仆人间的阶级差异，他正是从自己或他人与中国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快经验取材、并利用这种价值差异来建立“中国国民性”的理论的。

 对于没读过《素质》的读者来说，刘禾的这段引文及分析，很能使人产生共鸣，进而认同她的国民性神话理论。不过，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尽管明教士这里的语气和比喻确实含有轻蔑劳动者的色彩，属于《素质》中容易引起反感的内容之一，但刘禾这里的分析却纯属上纲上线。

 查国内新近出版的秦悦译本《素质》，明教士有关睡眠的描述开头一句是这样的：“关于睡眠，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明了一些方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有区别。”[11]其中并没有关于“中西基本大分岐”的意思。由于没有原版可对比考证，我无法考证哪种译法更准确。退而言之，即使刘禾的译文是正确的，也得不出明教士是在描述中国人与西方人本质差异的结论。因为就在这一节中，明教士罗列了一系列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生活方式“麻木不仁”的事实——不会体育锻炼、不强调空气新鲜、忍受病痛等等，有关睡眠，只是并列的一种而已。同时，他还指出当时中国人面临的磨难：“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经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能听天由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12]。由此，读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麻木，是生活环境逼迫造成的，与阶级和种族毫无关系。再看看鲁迅笔下的阿Ｑ，不是头上还生着癞疮疤吗？阿Ｑ的形象，如果上起纲来，比明教士的描述恶毒的多了，那简直是在“肆意丑化贫雇农”！

 实际上，今天在中国西部落后的农村，明教士所描述的这种情景还依然存在，有些甚至更为严重。据报载，广西某县领导率领干部下乡住进农户家里，竟夜不成寐，因为各种爬虫在铺上横行无忌！但当地农民却夜夜都睡在这样的环境中。相比之下，几个苍蝇飞舞又算什么呢？不知刘禾是否认为国内这些“现在时”的报道也是“国民性神话”的歪曲和虚构呢？

 

７还有所谓“面子”问题。刘禾认为，这也属于明教士臆造的国民性话语霸权[13]。说只有中国人讲面子，肯定是不对的，刘禾对此质疑是有道理的。但重外在面子、死要面子、要毫无价值的面子，却是国人迥异于欧美人的“根性”特征，这决非明教士的捏造，也不是鲁迅笔下阿Ｑ的演义，而是至今仍存在于普通百姓甚或人文学者身上的事实。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提及余秋雨例子。有人抓住余秋雨在文革中的行为不放，要求余忏悔。余应不应当忏悔，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但余在文革中的实际表现，却是个事实确证问题。余秋雨自认为清白（已有材料证实，余确实无大问题），却拒绝澄清后一个问题，并以这样一段妙论做辩护：我身上肯定没有伤疤；但有人让我当众脱衣服验证，这个动作比有伤疤还糟糕[14]！余秋雨这个比喻太生动了，生动之处在于，他将直面读者辨明事实的过程，视为当众脱衣服；何为当众脱衣服？就是大掉面子！这表明余秋雨在思想深处对丢“面子”的恐惧。（类似的情况如果放到西方学者那里，我想，他宁肯选择当众“脱裤子”，也要辩明真相；歪曲掩盖真相，才是最大掉“面子”的事情）。只要我们留意，生活中这样鲜活的例子太多了。读者不妨读一下当代学者易中天先生的《闲话中国人》。他对“面子”的论述极为精彩，并获得读书界的广泛共鸣。而这，恰好也证明了“面子”问题的当代性。

因此，刘禾将阿Ｑ、将鲁迅对阿Ｑ“面子”的生动描写，都归于明教士的影响，认为“虚荣、可怜、可笑，加上最糟糕的夸张和戏剧化，阿Ｑ的举手投足似乎吻合斯密思对中国人爱面子的描述”，这既贬低了鲁迅的意义、抹煞了“阿Ｑ”的典型性，也大大抬高这位美国传教士的身价。就明恩溥这样一本说不上深刻的《素质》，竟能催生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能影响数代国人的文化行为特征，那他不真的成“神”了吗？

实际上，刘禾的国民性神话批判，表面上是为了维护民族的自尊，内里也正浸透着某种阿Ｑ精神、掖藏着一种“面子”意识。因为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明教士这些描写让她感到丢人了，所以才象阿Ｑ老祖那样讳疤忌亮并义愤填膺。如果明教士尽说中国的好话，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照亮欧美的灯塔之类，那刘禾肯定是要击掌共鸣、拥而赞之的（刘禾对《白银资本》的肯定便证实了这一点）。但问题是，碍于面子，阿Ｑ主义地掩饰某些负价值存在，它们就不存在了吗？中华民族就振兴了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就象给母亲治病一样，我们请一位医术高明的好西医，目的是希望他能确诊病情、治病救命，至于其态度是否谦恭并不紧要[15]。如果这位医生故意掩盖病情，或者恭维说咱妈的结核病灶灿若鲜花，那才十恶不赦呢！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我十分钦服并赞同鲁迅的立场和观点：他对当时那些一个劲地恭维中国的人，总持怀疑态度，要人们提高警惕，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就此腐烂下去，变成他们的“人肉宴席”；反之，“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16]我想，这正是鲁迅生前多次提及并在临终前依然要向国人推荐《素质》的原因罢！

 

８当然，在刘禾看来，鲁迅是受蒙蔽者，没能看出明教士的险恶用心。而刘禾一眼看穿了，在《素质》结尾处，她找到明教士这样一段话：“为了改革中国，性格的本源必须被伸入和净化，良心必须登上宝座，不能像日本的天皇一样，被幽禁在宫殿里。”[17]译文似通非通，疙疙瘩瘩，莫名其妙。且看刘禾的翻译与批判：“他的动词可以轻易翻译成帝国主义行动：伸入即侵入，净化即征服，登上宝座即夺取主权。”经刘禾这一揭露，读来确实令人不寒而栗！如果套用“文革”话语表示，这明恩溥之“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找来秦悦译本一对照，又大错了。这段话原来是这样的：“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素质方面追根溯源，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囚禁在皇宫里。”[18]再结合前后文读下来，其意思很清楚，即明教士在这里主张用推崇良心方式来提高国民素质。当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广播基督教的动机，但却绝无侵略者的阴谋。在当时的殖民语境中，明教士如果要煽动什么入侵行动的话，是根本不需要曲笔的。真正怀有“阴谋”的恰恰是刘禾自己。掌握跨语言书写优势的刘禾，特别强调语义在翻译中的流变，但她却在这同一篇文章中，悖逆自己的主张，偏偏拿这“不透明”的“译文”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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